我们在师大，有阿瑗的许多朋友照顾；搬入学部七楼，又有文学所、外文所的许多年轻人照顾。所以我们在这间陋室里，也可以安居乐业。锺书的“大舌头”最早恢复正常，渐渐手能写字，但两脚还不能走路。他继续写他的《管锥编》，我继续翻译《堂·吉诃德》。我们不论在多么艰苦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如果这是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也许会答应。可是孩子怀在肚里，倒不挂心，孩子不在肚里了，反叫我牵心挂肠，不知怎样保护才妥当。对门太太曾把圆圆的小床挪入她的卧房，看孩子能否习惯。圆圆倒很习惯，乖乖地睡到老晚，没哭一声。锺书和我两个却通宵未眠。他和我一样的牵心挂肠。

锺书这段时期只一个人过日子，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

“墨水呀！”

“墨水也能洗。”

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下一次他又满面愁虑，说是把门轴弄坏了，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门不能关了。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

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

能和锺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锺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我们年轻不谙世故，但是最谙世故、最会做人的同样也遭非议。锺书和我就以此自解。

。我既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我从没享受过这等自由。我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都能“自由”，也就必然影响所有人的平等。

像是奥古斯都虽然在军事上的才干远不及恺撒或亚历山大大帝，成就却非前人能及：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帝国。他不但得到当时民众的推崇，也得到现代史学家的赞赏，这些人都认为，他的成就正是由于他具备了温柔宽厚的美德。

于是，在智人内部的权力链里，聪明才智及社交技巧也会比体力更重要。

长时间关闭手机。睡觉前打开一次。除了专栏催稿、出版社编辑询问、公寓物业通知领取挂号信，没有人试图联系或问候我。我的私人生活领域是一片荒地。没有朋友，没有活动，没有互换，没有交际。在不是必需的时候，我不找人，也没有人找我。在内心，我习惯对人产生的，更多是一种观察本能而非实在的兴趣。

人若开始惜命，就是堕落，这是一个男人对我说过的话。

大而无当虚假繁荣虚空破碎的一切，只是表相和形式，不是根本和方向。也许可以用来填塞时间的缝隙，却对心灵没有引领。个体因为缺少安全感，趋向由集体和潮流中隐匿和消亡自我，究其实质是一种意志和独立性的虚弱。

但事实已经证明，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的家庭，而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而已。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演化各有不同，出生就有某些可变的特性，其中包括生命和追求快感。

不相信神圣的人，必被世上一切神圣的事物所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