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一直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真神，这是极不寻常的观点，

牛顿和爱因斯坦，这两位分属于17世纪和20世纪的伟大科学家异口同声说，唯有答案简单，才可能近乎正确。

第一位是来自达拉斯的叫Roger Horchow的成功商人。他像别人收集邮票一样搜集朋友。他记得六十年前与自己玩的小朋友；记得他的好朋友小时候的住址；记得他大学时的女朋友在三年级时留学海外期间迷恋的男人的名字……在Horchow的电脑里，有一个名册，里面有1600个人名、地址，以及相应的备忘，备忘里写着第一次遇到这个人时的详细情况。“如果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偶尔提及了你的生日或者结婚纪念日，那么我就会把日期记到这个小本子里。而后在那个日子，你就会收到我的礼物。”

希腊人研究科学，并不像我们是先有假设再用实验去验证，他们认为，只要你开始思索，努力推敲，就可以得出正确答案。因此，他们根据灵感，大胆揣测。

而从希腊人学习几何的动机，也可窥见他们的心智。我们在学校里做几何，是把几何当习题来做，但希腊人并不仅以习题视之，也不是因为它在测量或导航方面有实际用途。在他们眼里，几何学是引导人类认知宇宙本质的一个途径。当我们环顾四周，被眼前形形色色、丰富多样的世界吸引，所有事物都随机又漫无章法地出现。但希腊人相信，这一切都可用简单的道理来解释。这些多元样貌的背后，必然有种简单、规律、有逻辑的原理在支撑，像几何学就是。

希腊人喜欢加入城邦，就像我们归属于某个俱乐部一样，是基于一种同谊情感。

看旧有的东西如何屹立不摇、风云再现。

白盐出河东，美效出鲁渊。

写到这里，我郑重提出两个建议：其一，阅读本书时，手边或墙上若能有一幅世界地图，肯定大有裨益，一来可以对照书中的历史地图，二来可以对照亚洲。其二，手边放一本诸如“实用历史手册”之类的工具书，可以对照同时期中国与亚洲的历史。

兰格的第三种请求方式是“对不起，我有5页纸要复印，能不能让我先复印呢？因为我要复印几页纸。”这种请求方式并没有包括一个真正能让人顺从的理由，仅仅使用了“因为”一词。它没有增加新的信息，只是重复一个明显的事实。

它表现为回避别人的不满

对他人的基本心态才引出了或至少有助于引出某些需要

因为基本冲突具有分裂的力量，神经症患者就在它的周围设了一道防线。这样不仅把它挡在了视线之外，也把它深深埋藏在了那里，因而反而无法将它以单纯的形式提取出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冒出表面的主要是各种解决冲突的试图，而不是冲突本身。所以，只注意病史的细节，便表现不出掩藏的一切东西，我们所作的描述就必然过于就事论事，不能使问题一目了然。

要理解基本矛盾的全部内涵，我们先得分别一个个地研究对立的因素。

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来观察，每个类型的人都有某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该因素也代表患者更愿意接受的那个自己。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把这些类型划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种。[...]

神经症一直是个程度问题。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通常，他能有意识地、清楚地体验到的感情是恐惧和愤怒，这往往是别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的反应。不过，甚至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种典型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太深了，失去了自己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病人连断然舍弃的能力都几乎丧失了，更不用说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正常人的冲突的两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及神经症患者的悬殊那么大。打个比方，一个只相差90度或更小的角度，而另一个可能达到180[...]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正常人的冲突的两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及神经症患者的悬殊那么大。打个比方，一个只相差90度或更小的角度，而另一个可能达到180度。

还有，两者在意识程度上有差别。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所有主要因素而言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也能认识冲突的存在。相反，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被牢牢地压抑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将它们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