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树枝叶茂盛，却无济于事，那阵阵低语只会让人心生疑虑。约会地点，它仿佛在说，露天阶梯看台。丝丝凉气爬上我的脊柱，我像发高热似地颤栗发抖。夏天的薄裙摩擦着我大腿的肌肤，青草在我脚下长势正欢。从我两边眼角望去，枝头上充满了动感：色彩斑斓的羽毛，扑翅轻飞的动作，装饰音，树木化为小鸟。随心所欲，任意变化。此时烂漫的女神也有了存在的可能，空气中充满欲望。就连房子的砖块都变得绵软轻柔，可感可触。假如我靠在上面，它们会变得柔和温暖。自我克制和压抑究竟会引发什么样的举动让人始料不及。昨天在检查站，当我丢下通行证，让哨兵为我捡起来时，他看到我的脚踝时是否会感到一阵眩晕，有些神志不清？没有手绢，没有扇子，我只是把[...]

丽娜·乔伊的这个花园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意味，就像深埋在地下的东西无言地破土而出，重见天日，似乎在比划，在说：任何被压制的声音都不会甘于沉默，它们会以某种无声胜有声的方式大声疾呼自己的存在。

我需要的是透视感。一种纵深幻觉，通过在平面上将不同形状按一定位置排列分布而获得。透视感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世上便只有平面的东西。否则你活在世上，脸便会挤扁在墙上，一切的一切都会像一张巨大的图片前景在你面前展开：包括无数的细节、特写镜头、毛发、床单的织纹、脸孔的分子。你的皮肤会像一张地图，一张毫无意义的图表，上面细小的道路密密麻麻，纵横交错，却不知伸向何方。没有透视感你只能活在现时现刻。而眼下的时刻恰是我不愿驻足的。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分的义理”的光明面。像月亮一样，“义理”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它的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做是对日本民族的极大侮辱，导致这场不幸的战争计划。它的光明面则使日本能够以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及其后果。日本仍然，是按其性格行事的。

日本人则另外寻找侵略的根据。他们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技术落后，他们不能不采用比希律王更加毒辣的手段。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到底不是赢得名誉之路。而“义理”则常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之际，日本人从前者转向后者，而且显然不觉得心理上对自己有任何压力。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日本人持久不变的目标是名誉，这是博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至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决定取舍。情况发生变化，日本人就会改变态度，这算不上道德问题。而我们热衷于“主义”，热衷于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使失败，我们的信念也不变

这个民族确实丝毫未变。他们是以日本方式作出反应的。在顽强努力与消磨时光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摆不定，这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在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是要维护战败的荣誉，而且他们认为采取友好态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作为一种派生的结论，许多日本人认为依赖美国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安全办法。由此他们很容易认为，做出努力反而会招致疑忌，还不如消磨时光。于是，消沉情绪蔓延。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日本人喜欢自杀这一主题，就像美国人大书特书犯罪一样，两者都为此感到同样的切身之感。与杀别人相比，他们更津津乐道自杀。借用培根（Bacon）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议论自杀可以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得到的某种满足。

更多的是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这里有两种抉择：一种是把它当做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则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他接着说，“日本人过着清净无尘的生活，犹如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凝静。”换言之，“晨浴”就是洗净别人向你投来的污泥，只要你身上沾一点，就不贞洁。日本人没有这样一种伦理教育，即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感到受辱，就不算受辱；他们不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亦即：别人对他如何无损于他的为人。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否则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被训练成（实际情况如此）遇到侮蔑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就视若污秽或疱疥，必须通过申辩洗刷干净，否则就犹如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对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例，不妨看做是一个喜爱洁净成癖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感到“被残害了”，一个身无分文的乡村少年想去美国学画，却遭到传教士的不信任。他的名分被玷污了，只有实现他自己的目的才能雪除污名。既然已经遭到传教士的嘲笑，他就只能别无选择，离开这里，并且证明他有能力到美国去。他指责传教士时所使用的英文字眼是“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这使我们感到奇怪，因为在我们看来，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十分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的。而牧野先生则是按日本人的含义来使用这个词的。日本人对那种蔑视别人以至不屑挑起争吵的人，认为是不诚实、不诚恳。这类嘲笑是放肆的，毫无顾忌的，是对人不诚恳的明证

日本人还有一种礼节性要求，就是对任何计划，除非确有成功把握，尽可能置之不闻不问。媒人的任务之一是要在婚约完成以前，让未来的新娘、新郎会面相亲。他要用尽各种办法使这种会面成为一种偶然相逢。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公开了介绍的目的，那么万一谈不妥，就会损害一方或双方家庭的名誉。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做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美国人的最高指示是在同辈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以“恩”为基础的伦理则极少容许竞争的余地。他们的等级制体系有烦琐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因为从制度上说，父亲与儿子不像美国那样有竞争关系，他们可能互相排斥，但不是竞争。

几位日本实验者对竞争状态下成绩不佳的原因作了正确的分析。他们说，如果一个项目采用竞争的方法，被测试者的思想就会集中于担心失败，因而工作受到损失。他们对竞争对手异常敏感，仿佛是对自己的一种侵犯，因而注意力转到与侵犯者的关系上，而不是专心从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