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佛祖规定，浮屠不三宿桑下。害怕和尚在一棵桑树下连住三宿，就会产生留恋之情。这对和尚的修行不利。我在哥廷根住了不是三宿，而是三宿的一千二百倍。留恋之情，焉能免掉？

古德诺以墨西哥总统迪亚斯为例。该寡头独裁了三十五年，一再连任，终于在衰病之年因没设法定继承人闹得诸侯割据，一国之内竟出现了五个总统。

总之，古教授的立论并不新鲜：制度派生于文化，文化制约着制度的变迁。

激进浪漫的法兰西显然无法容忍一个高高在上的虚君，而冷静理性、崇尚高贵的英吉利则愿意同皇室谈判妥协。

具体到中华民国，古德诺主张君主立宪。考虑到开倒车的风险，文末他提出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方能恢复帝制：

一、不会引起反对；

二、严格确定继承法；

三、为立宪政府的发展做好规划。

古文主张：帝制与共和，无高下之分，但看采用之国能否适应。

当初法国革命直承美国独立战争之余波，醉心于自由民主。但因没有议会政治的传统，经历了两次复辟，直到普法战争帝国崩溃，方才建立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距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已近百年。

而相继摆脱殖民，建立共和国的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就更等而下之，在画虎不成反类犬中次第走向寡头政治。若独裁者强势，亦可相安数十年，但待此强人老迈或去世，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全国大乱。

从学理的角度出发，古德诺认为这种“国会独裁”的制度很荒谬。并且，不谙内情的他对南方发动的“暴乱”（二次革命）也心生厌恶，毕竟人幼年时经历过南北战争，很自然地站在了代表北方的袁总统一边。

民初的政治更迭本就频仍，中间回了趟美国担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古德诺，等到1915年夏第二次来华时，就更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

彼时，“二十一条”刚刚签订，袁世凯给古顾问布置了一篇命题作文——比较世界各国政体之优劣，以资参考。

古德诺觉得既然是写给总统的密件，就从学术角度毫无保留地向雇主论述了自己的思考。

岂料，这篇备忘录被袁克定搞到手，组织杨度等翻译成《共和与君主论》公开发表，一时间举世皆惊。

牌是顾维钧送来的。两年前，他向法制局推荐了自己的博导——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世界政治学权威古德诺。

民国草创，亟须宪法专家，但在哥大的象牙塔里教了三十年书的古教授显然把政治和政治学搞混了，拿着高额聘金，正儿八经地顾起问来。

在三权分立的框架下，法制局属于“行政”系统，站在这一立场上看“立法”系统的国会，古德诺发现问题很严重。

国会中起草宪法的人党派偏见太深，竟然要用宪法规定“内阁向众议院”负责，还提出在国会休会期间保留一个国会委员会代行职权，对行政部门作常年不断的监控。

等赶赴汤山，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在场。闲谈间，话题逐渐往政治上靠，两人极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好，试探梁启超对复辟帝制的态度。

梁明确反对，并劝他们断了这比《1984》还荒诞的妄想。

一生都在做选择的梁启超之所以大面上不错，盖因在位时短，在野时长，用史学家张朋园的话说就是“每当其退而在野，多有建设性的言论；及自身当政，则往往置原则、理想于不顾”。

袁克定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敏感的梁启超离开汤山，立刻举家迁往天津租界。

要知道这是代表着中坚力量的进步党的党魁，虽说国会没了，但在地方极有势力，比如说蔡锷。

不过，袁克定对恢复帝制非常乐观，因为手中还有王牌。

前清时王闿运就经常讽刺封疆大吏，故袁世凯也没跟他计较。谁知隔天便得知老头给国史馆题了一副门联，曰：“民尤是也，国尤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自封起民国总统来。

平生专攻帝王学的王闿运反对的其实不是帝制，而是不符合他心目中明君圣主条件的袁世凯。因此，在国史馆装神弄鬼一番后，老头不辞而别。

汤山。

自从袁克定以养病为名迁居此地，帝制运动的大本营便转移到了京郊。

1915年初，下野的梁启超接到一张署名袁克定的请帖，邀他参加春宴。

王闿运不依不饶：“想必有熊。”熊希龄忍不住了：“壬老休要取笑，我早已不做国务总理了，继任者为原山东抚台孙宝琦，现又改名国务卿，由前清相国徐世昌担任。”

王闿运若有所悟道：“毕竟大官还是大官。”

见到袁世凯，王老头对贴身女仆周妈道：“这是我侄儿（王跟袁保庆一年中举，拜过同年），像不像总统？”周妈说：“头很大，就是个子矮了点。”

吃席时，王闿运又对周妈道：“你要多吃点，这就是当年皇上的御宴。”

袁世凯无语，结果发现还有更无语的。

一次，同王闿运到新华门前，老头冷不丁来了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繁体的“华”跟莽接近，指王莽）门吗？”

态度不是很明朗，杨度决定团队作战。

事实上几个月前他就推荐老师王闿运出山，但很明显，八十多岁的王同暌违了数十载的袁世凯气场不合。

刚到北京，会晤段祺瑞。段对眼前这个长袍马褂留辫子的老古董不屑道：“民国了，还是胡人服装？”王闿运当即回以：“西装革履，也是胡人服装。”

访问老乡熊希龄时，问：“国务院何在？”熊答以在集灵囿（中南海西北角）。王淡然一笑：“此中飞禽走兽必多。”熊知他说笑，没接话。

杨度的解释很牵强，说如果从共和改为君宪，那么帝位就是国民公投、宪法赋予的，君主要想永延帝祚，就必须实行宪政，否则会被人民抛弃，酿成革命。

其实，不管杨度的雄辩如何气势纵横，推导如何步步为营，舍弃一条，《君宪救国论》就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便是可行性。

或者换一种说法：人民答不答应。

替人做主的时代早已远去，总想管别人的人只能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因为你之蜜糖，安知不是我之砒霜？

文章通过夏寿田交上去后，袁世凯亲笔题写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成金匾赐给杨度，此外再无表示。

风起杨花愁杀人

杨皙子亮明真身：只有实行帝制，才能确保宪政成功。

在他看来，各省都能暗中招兵买马、走私军火的国家是没有宪政可言的。统治者“止乱”尚且乏力，哪还顾得上建设？

恢复帝制等于昭告天下鹿死谁手，猎鹿人们不要再想入非非争总统了。

杨度认为，君主和宪法的关系应当是共生，前者维护后者，后者制约前者。

从而以开明专制治国，严刑峻法，普及教育，走上复兴之路——比商鞅变法多了一道加在秦孝公头上的紧箍咒。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为即使人存政举，终究人亡政息。

久之，中国式的共和诱发了朝野的短期行为，所有人都假共和之名攫取私利。看淡的浮萍般漫无目的地混世，绝望地赌上性命拔剑而起。

一个皇帝倒下了，千万个皇帝站起来，化身为大队委、青年导师和居委会大妈，遍布于各行各业，时不时冒出来教育你该如何做人。

杨度坚信，只有宪政才能保证政策的持续性，从而“人事有变，法制不变”，避免周期性的历史雪崩。而大清之所以败亡，正是由于不听袁大总统“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的劝告，搞假立宪。

行文至此，推理基本没有破绽。但当杨度抛出他的终极观点时，人类震惊了：这不科学！

一天，龙济光出署去看他哥，走到半路被党人扔出的炸弹炸伤。刺客当场被捕，龙命人处以寸磔之刑。其时“凌迟”已废除多年，酷刑激起了全国舆论的声讨。面对袁世凯质询的电报，龙济光矢口否认，搪塞道：“凶犯正法后，军民人等痛恨此种暴行，剖心食之，实所难免。”

为巩固都督之位，资历较浅的汤芗铭嗜杀程度更在“龙王”之上。监狱人满为患，浏阳门外的刑场号啕之声终日不绝。三年间，被汤屠户搞死的，有案可稽者便达两万人，其中大多是以党人为名，剪除异己。

暴力抢来的权力，只能靠暴力维系。当权者生活在“丧失政权就丧失一切”的恐惧中，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还政于民的改革。

事实上这种各领风骚两三年的都督也不可能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因[...]

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以广东和湖南为例，两省分别是孙文和黄兴的故乡，党人众多。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四散而逃，粤督和湘督被换上龙济光与汤芗铭。

两人向以残暴出名，党人还不断挑战其底线。

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