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张定边，他把对陈友谅的忠诚保留到了最后，部分履行了他当年结拜的诺言，他拒绝了朱元璋的任用，去干了朱元璋原先干过的工作，出家当了和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似乎要和朱元璋斗气，一口气活到永乐十五年（1417）才死，年一百岁，朱元璋死后，他还活了二十年。也算是给陈友谅报了仇。诸位可以借鉴，遇到恨透一个人，想要拿刀去砍人的时候，用张定边的事迹勉励一下自己，不要生气，修身养性，活得比他长就是了。

对于陈友谅来说，失败是他所不能承受的，毕竟一直以来，他都是成功者，但这次他是彻彻底底的输了。他认为上次战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军，所以他更加用心调教自己的舰队，应该说陈友谅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做出了贡献，后来伟大的郑和船队使用的航船技术和造船技巧就是从陈友谅那里继承过来的，当然，也算是抢过来的。

也就在此时，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元璋，朱重八把他自己比成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

，在史书上，将永远的纪录着：公元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第一个举起了反抗元朝封建统治的大旗。

也許愛情，一定要將你傷到無以複加，才可以看得清醒明透。

從不輕易愛上一個人，亦不輕易辜負一個人

喜歡一個人，無需緣由，不問因果

然而敦公向口袋里一伸手，行李托运票赫然具在。我们真是啼笑皆非，敦公却怡然自得。今后在半个多月的长途旅行中，这种局面重复了几次。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此公凡是能丢的东西一定要丢一次，最后总是化险为夷，逢凶化吉。

还有我们同行的一位敦福堂先生。此公是学心理学的，但是他的心理却实在难以理解。

接天莲叶，映日荷花，在太阳的照射下，红是红，绿是绿，各极其妙。

几年前，我有时候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几个好友，到这里来闲谈。我们都还年轻，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说话海阔天空，旁若无人。我们不是粪土当年万户侯，而是挥斥当代文学家。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几个人在这里碰头，议论此书。当时意见截然分成两派：一派完全肯定，一派基本否定。大家争吵了个不亦乐乎。我们这种侃大山，一向没有结论，也不需要有结论。各自把自己的话尽量夸大其词地说完，然后再谈别的问题，觉得其乐无穷。

蒙田说：“初学者的无知在于未学，而学者的无知在于学后。”第一种的无知是连字母都没学过，当然无法阅读。第二种的无知却是读错了许多书。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 Pope)称这种人是书呆子，无知的阅读者。总有一些书呆子读得太广，却读不通。希腊人给这种集阅读与愚蠢于一身的人一种特别称呼，这也可运用在任何年纪、好读书却读不懂的人身上。他们就叫“半瓶醋"(Sophomores)

临离家时，我思绪万端。叔父、婶母、德华（妻子），女儿婉如牵着德华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延宗酣睡在母亲怀中，都送我到大门口。娇女、幼子，还不知道什么叫离别，也许还觉得好玩。双亲和德华是完全理解的。我眼里含着泪，硬把大量的眼泪压在肚子里，没有敢再看他们一眼--我相信，他们眼里也一定噙着泪珠--扭头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我眼前一闪。

我终于在1935年8月1日离开了家。我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子女。这样一个家和我这一群亲人，他们的命运谁也不知道，正如我自己的命运一样。生离死别，古今同悲。江文通说："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他又说："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血相视。"我从前读《别赋》时，只是欣赏它的文采。然而今天自己竟成了赋中人。此情此景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