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之中潜藏着机遇，只要能从危机中安然度过，就会迎来新的春天。

当时正逢慈禧梓宫移陵，由端方负责相关事宜。从紫禁城到清东陵的路上，新潮的端大人想给隆重的出殡大典留下些历史记录，便举起相机，一路狂闪。

结果，没过几天便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李鸿章长孙）给参了。

李国杰是个混混，曾以“侄国杰”的身份，写信向端方求官。

端方一口答应下来，却因故未能践诺。

李国杰记恨多年，终于逮住这个机会，跑到隆裕那搬弄是非，说：“沿途拍照，毫无忌惮。岂唯不敬，实系全无心肝。”

隆裕见识短，心想自己刚上位，疆臣便敢如此不敬，一定要杀一儆百，树立威信。

后者欲擒故纵，分化瓦解，各种手段交替使用。而载沣除了正面打击，罢官贬职外，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政治手腕。

唐绍仪、赵秉钧和严修等相继去职，徐世昌内调为邮传部尚书，以锡良接替其东三省总督一职。

锡良一到任，就严参袁党骨干、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的贪污案，将其革职查办。

不久，杨士骧病故，端方北上署理直隶总督。

屁股还没坐热，就因一件荒诞至极的事被革。

四人里，孙宝琦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一向高调。

早年任驻法公使时，兴中会叛徒汤芗铭偷了孙文的公文包，拿着里面的会员名单跑去使馆告密。

结果，清廷的三品命官孙宝琦扭头就派人给孙文传信说“危险速逃”……

此外，杨士琦的农工商部侍郎、严修的学部侍郎以及杨度的四品京衔全是大头一手争取来的，三人岂能不感佩于怀？

大树既倒，载沣再接再厉，着手剪除袁党。

在这个问题上，缺乏阅历的载沣跟慈禧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

我们是平民百姓，国家的事不是不关心，是弄不明白，我们都是听队长的，队长是听上面的。只要上面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想，怎么做。

袁世凯带着一大家子，伫立于北京火车站的月台上，即将奉旨回乡“调养足疾”。

前来送行的只有孙宝琦、杨士琦、杨度和严修等区区数人。

倒不是什么人情冷暖。重量级的官员为了不刺激敏感的载沣，早就私下送别过了。

比如张之洞。

唇亡齿寒的两个人冰释前嫌，促膝长谈。

张之洞大有兔死狐悲之感，握着袁世凯的手，慨叹道：“马上就轮到我了。”（“行将及我。”）

离别的车站。

袁世凯已经看透了杨士骧，不冷不热地打发了他儿子。

北京。

世续去袁府慰问，看门的说袁大人病了，不让进。硬闯之下，对方无奈告以实情。

他大惊道：“这才真的是大祸临头呢！”

赶紧用电话催袁世凯还朝，并以人格保证，没有追加严惩的后命。

奕劻和张之洞也派人转达了同样的意思，劝他赶紧回家，避其锋芒。

1909年1月6日，北风如刀。

袁克定一见到父亲就嚷嚷起来：

这是要像尔朱荣那样被杀的！

尔朱荣是南北朝时的北魏权臣，因与皇族矛盾尖锐被北魏孝庄帝骗入宫中砍杀。

载沣绝无此等魄力，但九房妻妾一边号泣一边劝其出国走避，搅得大头自乱阵脚，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时任新军第一镇协统的张怀芝建言道：

怀芝一人护我公速往天津，依杨士骧，再作计较。

眼下也只有如此了。

结果，车至天津，张怀芝给直督杨士骧打了个电话，让他派人来接，却遭到拒绝：

他奉旨回籍，怎么能到这来？要是来了，必得上报。

张怀芝不再多说，转身回禀袁世凯。

杨士骧挂了电话，其幕僚道：“虽如此，一定要前往慰问，不要让他记恨我们。”

遂遣其子前往。

而另一方面，治理中国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的废除，其身份已发生了转型。

年轻一点的，被革命党忽悠去，走上颠覆现政权的道路；

年长一些的，通过选举挤进咨议局，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跟清廷对抗到底。

才不敷用的载沣，面对这样的残局，即使怨谤集于一身，也无能为力。

因此，东海之东的伊藤博文在会见英使时预测道：“三年之内，中国必将发生革命。”

太子党的逆袭

袁府离东华门不远，众人已在此恭候多时。

绝路往往是另一条路的开始，没有绝路，你根本想不到还有别的路也会通到罗马城。

第一镇驻北京；

第二镇分驻山海关和直隶省永平府；

第三镇分驻保定和奉天省锦州府；

第四镇驻天津小站；

第五镇驻济南；

第六镇驻北京南苑。

虽然其中四镇已划归陆军部，但军队向来认人，段祺瑞等根本不把铁良放在眼里。

一旁的世续叹了口气，说：“我代你去。”

出宫后，袁世凯开始做回乡的准备。

亡清之局，他早已布好。留给载沣的，只剩死棋。且不说北洋系把持了多少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单看新军镇、协、标三级军官的名单，便知天下到底操诸谁手：段祺瑞、王士珍、吴佩孚、段芝贵、曹锟、张怀芝、唐天喜、雷震春、陆建章、张敬尧、孙传芳、田中玉、靳云鹏、王占元、孟恩远……

几乎尽出于小站。

这帮一时之选分布在“北洋六镇”（直到1911年，全国也只有十四镇），遍控天下关隘。

慈禧寻思着自己快不行了，死前还得再敲打一下，便把袁世凯唤来，出示弹章，怒批了他一通。

躺着也中枪，真是毫无天理。

出门下台阶时，惊惧不安的大头一不留神便把脚给扭了。

罢旨中的“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即来源于此。

袁世凯接旨后，面色通红，强笑道：“天恩诚厚。”

当时，慈禧的丧事还没办完，大头是恭办丧礼大臣之一，轮日值宿，念及此事的他忽道：“我今天当值，怎么办？”

借口虽说蹩脚，但绝对童叟无欺。

半年前，袁世凯五十大寿，收到寿联五百余副，寿屏一百多堂。家里高朋满座，气势辉煌。

反袁专家江春霖为了搜集证据，深入敌后，也来祝寿。

他发现奕劻送的贺仪，落款不称王而直书其名，载振更是自称“如弟”（结拜兄弟），有违王章，便以此入手，罗列了袁世凯的十二大罪状，连他远房亲戚抽鸦片都算在内，上折弹劾。

无奈载沣固执己见。

张之洞婉转苦劝，唇焦舌烂，总算帮袁世凯磨出一个“开缺回籍”的处置。

下来后，有人不解道：“项城（袁世凯）一世之杰，朝廷既不能用，杀掉就是了。如今使其悒悒（忧愁）而归，不怕遗患于他日吗？”

张之洞摆手道：“明有崇祯，勤政爱民，也算得上是一代贤君，徒以对待臣下操切，轻于杀戮，遂至亡国。今监国仁慈开明，宜引导其宽大为怀，以增国脉。倘若刚刚行政就诛戮先朝重臣，我怕他重蹈明末之覆辙。”

在鹿传霖等军机大臣和新军镇统一级的北洋系军官的一致反对下，载沣只好以“足疾”为名将袁世凯开缺，并令那桐补授军机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