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二年（1910），举国上下力言解除党禁。载沣为了树立开明的形象，意欲解禁，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回国。

结果，隆裕顶着凤冠，急如星火地找到载沣，阻挠道：“非此二人，先帝何至十年受苦？”

摄政王的权力运作只好再次搁浅。

每天按时临朝的载沣，都会面对养心殿的西墙凝视许久。

那里挂着各省官员的职名表，总督以下、知府以上，全都有份。

君临天下者，权力首先在此体现。

隆裕当上太后，第一件事便是在紫禁城修“水晶宫”，以为娱乐之所，而正在兴建新军的清廷财政已然吃紧，载沣却根本无力阻挠其败家之举。

当然，要说一点手腕都没有，也不客观。

镇国公载泽因贪赃被参，载沣传见时，以折示之。

证据确凿，载泽清楚无法隐匿，遂一一承认，静候处罚。谁知，载沣竟收起折子，淡然道：“既然确有此事，就不必交查了吧。”

赤裸裸的包庇，为他赢得了一个甘愿效力的奴才。

不久，出国考察的邮传部侍郎汪大燮自东瀛归来，上奏密陈日本的小动作，折子却被留中不发。

再三启奏，终于得以面见载沣。痛说利害后，载沣默然无声，旋即取出一只怀表，道：“已经十点了。”

遂端茶送客……

一切为了倒袁

懦弱的载沣甚至连同样庸碌的隆裕都对付不了，被时人讥笑为“内惧福晋，外畏隆裕”。

同时，他害怕应酬交际，客人待到再晚，家里也不留饭。一次，一位贝勒夫人对瓜尔佳氏说：“听说您家的西餐做得很好，既然不留我吃饭，能不能改日送两样给我尝尝？”

瓜尔佳氏苦笑之余，只好把菜送到对方家里。

溥仪也清楚地记得，载沣一遇大事，不是唉声叹气就是原地转圈，结结巴巴地对他道：“皇上，这、这、这也得慢慢商议。”

在外，载沣更是优柔寡断，不敢自专。

一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就日俄同时陈兵在边之事急报中枢，觐见载沣。谁知，召对时“只有寻常慰劳，无他语”。

锡良再次陈情，载沣索性来了一句：“汝痰疾尚未好吗？”

然而，一切只是表象。

真实的答案在溥仪的弟弟溥杰的回忆里：

我父亲（载沣）谦抑退让的作风，好逸畏事的性格，大抵与祖父（奕譞）相似，而对于待人接物的深谋远虑，却远不及祖父。

在家，载沣的威信甚至不如其妻瓜尔佳氏。

一次，瓜尔佳氏离府外出，当值的下人闲散了一整天，连各个房间的窗户都没开过。即便如此，载沣也只有无奈地大喊一声：“我还在府哪，上窗户！”

"那是初美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他把脚搁在桌上喝啤酒，然后打哈欠。

"总之，我不想跟任何人结婚，这件事我也对初美说清楚了。所以嘛，如果初美想跟别人结婚，我不阻止。如果她不结婚，要等我也可以。就是这个意思。"

"嗯哼。"我不由钦佩。

"你觉得我恨过分，对不？"

"对，你很过分。"

"这个世界，根本上就是不公平的。不是我造成的。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我从来没有欺骗过初美。在某种意义上，我是很过分的人，我已事先告诉她，若是她不喜欢我那样就分手。"

永泽喝完啤酒后，点了一根烟。

"你对人生从不感觉恐惧？"我问。

"吱，我可不是傻瓜哦。"永泽说。"当然我对人生也有感到恐惧的时候。[...]

每块新式钢板炼轧完成后，先以巨炮轰击，观其成效如何。

年轻的载沣所表现的沉稳风度，也给德国王室和西方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论断道：“在这次曲折的行程后，太后一定会为这个她喜爱的侄子在未来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以补偿他替朝廷尊严所做出的牺牲。”

与其他拘谨、陈腐的老一辈皇族亲贵不同，载沣经常出现在各国驻京公使馆的聚会上。一个名叫赫德兰的美国传教士的观察颇具代表性：

他长得很端正，两眼炯炯有神，常常紧闭着嘴巴，不多说话，走路时身体挺直，浑身上下却透露出一个亲王的气度。

次日，在充满冷漠和敌意的氛围中，载沣一行谒见威廉二世，向其三鞠躬赔罪。

威廉坐受国书，致答词也不起身，只傲慢道：“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遂谓前愆（qiān，罪过）尽释。”

尽管此行给载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屈辱记忆，却也为他创造了走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机会。

在德国，他目睹了建造中的巨型商轮“威廉二世”号（排水量三万吨），又参观了著名的克虏伯军工厂。

日记里，他详细记载了炼钢的过程：

熔炉厂内有大炉四十座，未炼之钢入炉须九时之久，其炉火热至两千度后方可浇铸；

而载沣的性格也决定了他不会因为要给清廷保驾护航而让自己过劳死，即使其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的亮相就是代清政府受辱。

《辛丑条约》第一条规定：就德使克林德遇害一事，中国派亲王代表皇帝赴德致歉。

清廷本想让驻德公使代为谢罪，遭德方拒绝，只好屈辱地派出了年仅十八岁的载沣和副都统荫昌。

叫荫昌去，盖因他当年留德时跟现任德皇威廉二世是同窗好友。

结果德皇公私分明，根本不买老同学的账，给道歉团安排的是普法战争中被俘的法皇拿破仑三世住过的寓所。

明代，内阁大学士分割了相权，但仍能“票拟”——阁臣写出自己的意见，由皇帝细阅决定。若摊上个昏君，不看“票拟”，直接批红下达，则大学士亦可弄权。

直到清朝，“一切皆决于上，权力不容旁落”才得到制度性的固化。

军机处架空了内阁，却只是个秘书班子。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亲封，皇帝亲拆，披阅后下发军机处。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由皇帝批准后方能下发。

然而，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机器，越容易出错。

如此事必躬亲的设计，对君主的能力、体力以及耐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工作狂不能胜任。

雍正明显高估了子孙后代的实力。

更不幸的是，王朝自身的转折恰与列强入侵中国的外部危机不期而遇……

那么，没有外患，清廷是否就能完成从专制到民主的华丽转身？

考诸前史，君主集权真正完善并付诸实施之际是在清朝。

唐代，一切政令由宰相拟定，送皇帝画押；

宋代，宰相向皇帝上条陈，得到皇帝同意或批改后，正式拟旨；

如此往复循环。

人地矛盾，实为破解中国治乱兴替的密码。

若以清初的1660年和中叶的1800年为两个时间点考察不难发现：人口增长超过了百分之百，耕地面积却增加了不到百分之五十。

至太平天国兴起，形势进一步恶化。近九成农民没有耕地，不得不在地主的土地上劳作，支付高昂的地租。

而由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外流、货币贬值，则进一步加剧了早已尖锐无比的社会矛盾。

同时，历史交给晚清掌舵者的重任却异常艰巨：既要应对现代化的挑战，又要融合民族关系，化解近乎无解的满汉冲突。

二十六岁的载沣能否开稳帝国这艘破旧的大船，是萦绕在所有人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

在袁世凯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其社会秩序的混乱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还是失当。

每次大乱都伴随着人口锐减，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

新的王朝开启了和平的年代。经过所谓“大治”的盛世之后，人口的自然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从而再次进入乱世。

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

有了隆裕这座靠山，即使千夫所指，奕劻最后也捞了个善终的结局。

冷月无声，灯影明灭。

瀛台涵元殿，三十七岁的光绪在幽禁多年后，终于含笑而逝。

十几个小时后，慈禧驾崩。临终前忽然叹道：

误矣，毕竟不当立宪。

奈何生在亲王家

载沣跟慈禧的联系只有一条：外甥（其父奕譞是慈禧老公咸丰的弟弟），远不如他哥光绪。

光绪的母亲那拉氏既是奕譞的福晋（正妻），又是慈禧的亲妹妹。而载沣他妈刘佳氏除了奕譞侧福晋的身份，什么都不是。

综上所述：载沣和慈禧没有血缘关系。

隆裕则不同。其父桂祥是慈禧的亲弟弟，她是慈禧的亲侄女。再不讨姑妈喜欢，也是一家人。

于是，当奕劻跪在病榻前苦劝时，半昏半醒的慈禧准其所请，做了生命中最后一次制衡，在遗诏末尾加了条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