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人自知有罪，逃了，留下一家人代他受死。那一家人用绳子捆成一串，全部跪在自己家门前的核桃树下。太阳慢慢升起，那些人脚下草上的露水渐渐干了。他们看到身边看守们的刀枪并没有落到他们身上，还以为土司不杀他们了。惨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却不知道麦其土司家跟别的土司有所不同，不会纵容士兵杀死俘虏。我们家从几百年前有麦其土司时候起，就有了专门的行刑人。在这块土地上，原来有三个人家是世袭的，一是土司，二是行刑人尔依家，三是书记官。可惜到第三代书记官就要搞什么秉笔直书，叫第四代麦其土司废了。

日本被彻底激怒，1904年2月6日，同俄国断交。8日，日本海军突袭了旅顺港内的俄舰，日俄战争爆发。

作为两国争夺的焦点，清廷只负责提供战场，并承诺“两不相帮”，这成为近代中国最耻辱的标签。

事实上在开战前，从官场到民间，“联日拒俄”的呼声一直很高。

贵州巡抚李经羲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俄胜势必吞并，日胜无非索酬”。

的确，日本依附英美，承认门户开放政策，打赢了也不会跟你要地。而俄国，便全然不同了。

真正深谋远虑的是袁世凯。

其动议是：朝鲜归日本，满洲归俄国，互不干涉。

甲午之后，日本满以为能独吞朝鲜，谁知闵妃搞起了亲俄，专心同日人作对。

日本一不做二不休，以闵妃老对头大院君的名义发动政变，将其杀害，组建亲日政府。

俄国当即反击，把朝鲜国王李熙骗入使馆控制起来，组成亲俄政府，与其对峙。

日本用战争流血换来的成果，俄国不费吹灰之力便抢走一半，其内心之愤恨，不难想象。

而此番俄国得寸进尺，竟一口回绝了日本的提议，明确道：朝鲜这盘小菜谁也别动，满洲这道大餐日方无权享用。

日俄战争，中国打响

引渡已无可能，清廷只好屈辱地聘请律师，以原告的身份在租界法院同邹容、章太炎打官司。

当法官问章太炎是否有功名时，被硬生生地回了一句：“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什么功名？”（邹容也一样，从小便对热衷科举的父亲说：“衰世科名，得之何用？”）

最终，二人只被象征性地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和三年。天朝颜面扫地。

俄国却只要你割地，以实现其将旅顺开辟为太平洋出海口的“黄俄罗斯计划”。

日本担心中国顶不住压力，自己跳出来跟北极熊谈。

在一篇名为《真实的慈禧太后》的英文报道中，记者尖锐地写道：

这没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

只对选民负责的西方政客开始介入《苏报》案，以防止沈荩的惨剧再次重演。

然而，代价极其惨重——杖毙。

当时，刑部已多年没有实施这项古老的酷刑，以至于要为沈荩特制一块大木板，八个狱卒轮流捶打其四肢和背部。

由于技术失传过久，沈荩被打得血肉模糊还未能死。痛苦万分的他声若游丝地哀求行刑者“速用绳绞我”，一直折腾到夜幕降临，不成人形的身体方才停止颤动。

沈荩生前人脉广泛，同《泰晤士报》首席驻华记者莫理循关系极好。《字林西报》披露其死状后，引起中外舆论的共振，纷纷指责清政府野蛮残暴。

结果天朝自己不争气，身处风口浪尖，还紧赶着拍了一部《杖毙沈荩》的血浆片，顿时人心尽失。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俄国与德国结成战略同盟，在西线免除了后顾之忧。硬起来的沙皇又开始耍流氓，指示在东北刚撤了一半的俄军停止撤退，提出蛮横无理的“新七条”。

没有李鸿章，深感外交难办的慈禧在俄使的威逼下，竟有了签约求安之意。

沈荩作为一个活动能力堪比柴静的媒体人，买通王文韶之子，搞到了密约草稿，在报纸上公之于众，扇了慈禧一个响亮的耳光。

卡列宁的错误在于他同妻子见面前没有料到这样的可能：妻子会诚心诚意忏悔，他会饶恕她，而她结果没有死。这个错误的后果，在他从莫斯科回来两个月后充分显示出来了。不过他所以犯这个错误，不仅因为他没有料到这些可能，还因为在那天他同垂死的妻子见面以前，他不了解自己的心。他在妻子的病榻旁生平第一次被怜悯心所支配。这种感情是由别人的痛苦引起的，以前他把它当作一种有害的缺点而羞于承认。对她的怜悯，对于希望她死这种心理的忏悔，尤其是饶恕的快乐，这一切不仅使他忽然觉得自己的痛苦减轻了，而且体会到以前从没有体会过的内心的平静。他忽然觉得，原来使他痛苦的事情，现在却变成他精神上快乐的源泉；当他谴责、非难和憎恨人的时候，[...]

殊不知，这时是上天正要使好运气落到麦其土司身上。汪波土司给"狗娘养的汉宫"送来的不是回信，而是一双漂亮的靴子，明明白白是叫他滚蛋的意思。特派员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母亲则把这意思做了淋漓尽致的解释。

我们尊贵的客人给激怒了。

毫无契约精神的袁树勋当即表示同意，想等人犯到手后玩儿赖。

章士钊等人提前听到风声，相继走避。章太炎和邹容躲闪不及，先后下狱。

袁树勋没沉住气，过早地暴露了欲将章、邹二人押解到南京受审的意图。工部局得知后，断然拒绝移交人犯。

若将此举解读为“帮中国人伸张人权”，就纯属自作多情了。

工部局的目的很明确：把此案做成确立其治外法权的案例，使公共租界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王国。

本来这个套通过外交手段并不难解，各国驻沪领事不爽工部局的多了去了，对引渡案犯的问题，有不少站在清政府一边。

特派员还问："太太，听说你是汉人啊? 以后我们好多事情就要依仗你了。说不定哪一天，这里就不是夷人的地盘，而是你的封地了。"

"不要说封地，要是你们军队不抢光我父亲的铺子，我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

黄特派员说："那好办，我们可以补偿。"

"人命也可以补偿吗?我的父母，两条人命啊。"

黄特派员想不到寻找同谋者的企图失败了，就说："太太真是女中大丈夫，佩服佩服。"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做得光明磊落。她只告诉父亲特派员退还了银子。

把守法良民都逼上梁山的正是各级官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说到底，清廷才是制造革命党的永动机。

案发导火索是章士钊的一篇书评：《读革命军》。

文中，他盛赞《革命军》是“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之词。

当然你会问，怎么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嚣张，难不成都是美籍华人？

原来，《苏报》是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注册的，企业法人也是一日本女人，办公地点又在租界内，属于外资企业，若非忍无可忍，韬光养晦的天朝本不会痛下杀手。

当袁树勋同工部局（由英、美、德三国派员组成，管理公共租界的“自治政府”）交涉时，对方答应帮助其封馆拿人，前提是案犯必须在租界内审判和服刑。

土司对太太说："还是你去，我是弄不懂汉人的心思的，还是你去办这件事情吧。"母亲喜欢土司有这种感觉，从此，她就有了作为土司太太和人周旋的权力了。

只是他在这一小时里兜了几十个圈子的回忆和想象的又一次循环罢了。无非是重温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无非是想到毫无意义的茫茫的未来生活，无非是感到自己身受的屈辱，无非是这些思想感情的不断重复出现

父亲就对黄特派员说，播种季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个寨子在汪波土司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