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兄弟为远在异国的亲人开怀大笑。

麦其土司说："叫我怎么感谢政府和特派员呢?"

黄特派员就说："我本人是什么都不会要你的，政府也只有一点小小的要求。"说着便叫人取来一只口袋。黄特派员不只人瘦，还生着一双手掌很小，手指却很长的手。就是这只手，伸进布袋里抓出一把灰色细小的种子。父亲不知道那是什么种子。黄特派员一松手，那些种子就沙沙地从他指缝里漏回到口袋里。土司问是什么东西。黄特派员问土司，这么广大的土地都种粮食能吃完吗?说到粮食气氛立即变得十分亲切了。父亲说，每年都有一批粮食在仓库里霉烂呢。

司垂手站立一阵，觉得这种姿式太过于恭谨，才气冲冲地一屁股坐在了地毯上。

黄特派员面对着一张白纸，麦其土司觉得那纸就在特派员的呼吸中轻轻抖动。黄特派员终于睁开了眼睛，竟像神灵附体一样抓起笔在纸上狂写一通。汗水打湿了他额角的头发。他掷了笔，长吁一口气，软在了豹皮垫子上。

"戏剧是神的创造，是历史和诗歌，不能停下来的。"

是的，我们经常被告知，戏剧，历史，诗歌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憎侣阶级的特别权力。这种权力给了他们秉承天意的感觉。麦其土司也就只好把愤怒发泄到凡人身上了。他喊道："他以为只要会打仗就可以治理好一个国家吗?"注意，这里出现了国家这个字眼。但这并不表示他真得以为自己统领着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完全是因为语言的缘故。土司是一种外来语。在我们的语言中，和这个词大致对应的词叫"嘉尔波"，是古代对国王的称呼。所以麦其土司不会用领地这样的词汇，而是说"国家"。我觉得此时的父亲是那样地可怜。我攀住他的衣袖，意思当然是叫他不要过于愤怒。可他一下就把我甩开了，并且骂道：[...]

焦臭的烧骨头的气味在初春的天气里四处弥漫。当天黄昏，饥饿的狼群就下山来了。它们以为山下有许多食物，没想到是火堆等着它们，骨头里的油，没有留给它们品尝，而是在火里吱吱叫着，化作了熊熊的光芒。骨头上还有人牙剔除不尽的肉，也在火中化为了灰烬。狼群愤怒了，长嗥声在黄昏的空中凄厉地响起。骨头在广场右边燃烧。广场左侧，行刑柱上拴着两只羊，在狼群的嗥叫声里哀哀地叫唤。一只只狼在枪声里，倒在了两只羊的面前。这样过了三天，山上再也没有狼下来，燃烧骨头的气味也渐渐飘散。该是黄特派员启程的时候了，但他只字不提动身的事情。父亲说："我们要忙着播种，过了这几天就不能再陪你玩了。"

黄特派员说："这地方是个好地方!"

过[...]

班师回到官寨，麦其家大宴三天。

三天下来，连官寨前广场上都扔满了新鲜的牛羊骨头。家奴们把这些骨头堆成一座小小的山头。土司说，烧了吧。管家说，这么大的气味会引来饥饿的狼群。土司哈哈大笑："麦其家不是以前了，这么多好枪，狼群来了正好过过枪瘾!"土司还对黄特派员说，"我请你多留几天，亲手打几只狼再回去吧。"

黄特派员皱皱鼻子，没有回答。在这之前，也没有谁听特派员说过要回去的话。

我趴在马背上，听着人们唱着哀歌，摇晃着身子。排着长长的队伍在初春尘土飞扬的大路上前进。哥哥送我一把刀子，这是他的战利品，是他从对方刺向他的手中夺过来的。"愿它使你勇敢。"哥哥说。我摸了摸他杀过人的手，那手是那样温暖，不像是杀过人的样子。于是，我就问："你真正把那些人杀死了?"哥哥用力握我一下，弄得我皱紧了眉头。这下，他不用说话我也相信他真是杀了人了。

欢呼胜利的声音立即在夜空里响了起来。大火烧起来了，酒坛也一一打开，人们围着火堆和酒坛跳起舞来。而我望着天边的一弯残月，想起了留在官寨里的姑娘卓玛。想起她的气味，她的手，她的乳房。

我的哥哥，这次战斗中的英雄却张开手臂，加入了月光下的环舞。舞蹈的节奏越来越快，圈子越来越小，很快就进入了高潮。被哥哥牵着手的姑娘尖声叫着。叫声有些夸张，无非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她和尊贵的英雄跳舞是多么光荣和快乐。人们为哥哥欢呼起来。他那张脸比平时更生动，比平时更显得神采飞扬，在簧火的辉映下闪闪发光。

而就在舞场背后的房子里，两个阵亡者的亲人们在尸体旁哭泣。 对方更多的尸体还露曝荒野。狼群出动了。一声声长嚎在山谷中回荡。[...]

所有人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嬗变，就像《沧浪之水》里的池大为，跪在父亲的坟前亲手烧掉他传给自己的《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然后挥别理想、告别良知，一头扎进现实的洪流，在人潮涌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然也有死扛的，这在天朝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因为，习惯了说假话的环境，说真话有时像在说笑话。天天说笑话，就会被视为疯子，像电影《杀生》里的牛结实，引来杀身之祸。

恶，是一种顽固的存在，不会因你的口诛笔伐而自动退出舞台，只有在现实中日拱一卒地与之缠斗，方能窥伺其破绽，一击命中。

这中国，哪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

他叹了口气，愣愣地望向窗外。

理想和爱情一样，表白得越早，死得越快。

懂得呵护理想的人，绝不会将它大声喊出来，而是埋在一个只有自己找得到的地方。

但也不能埋得太深，以免将之遗忘。

这是一个吊诡的国度，比较擅长摧毁美好的事物。

黄特派员从暗影里走出来，对少了一只耳朵的来使说："我就是你们土司送靴子的那个人。 回去告诉他，一双土司靴子怎么载得动我堂堂省政府特派员。麦其土司是拥戴政府的榜样， 叫他好好学一学。半夜之前，把那人的脑袋送过来，不然，我会送他一种更快的东西。"

那人从容地从地上捡起自己的耳朵，吹去上面的灰尘，这才鞠了一躬，退出去了。

果然，叛变的头人的脑袋就给割了下来。汪波土司还表示， 因为战败，愿意把一块两倍于原来叛变的寨子的地盘献上作为赔偿。

火光下，腰刀窄窄的冷光一闪，一只耳朵就落在地上，沾满了泥巴。

一个可堪比照的事实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政府的首项举措便是恢复高考。

一废一复间，耐人寻味。

伴随科举灭亡的，是两个鲜活的生命。

邹容在监狱里染病身亡，同盟会《民报》编辑陈天华为了敲醒国人，写下《警世钟》后跳海自杀。

从报上读到这两则消息时，袁世凯耳边隐隐传来东海之东那铿然有力的呼声：

虽说对日本存有根深蒂固的戒备，但为了开一时之风气，袁世凯还是号召“近学日本”，从直隶的军事学堂中大量选拔学生赴日留学。

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基本都受到重用，比如孙传芳、徐树铮、傅良佐以及蒋介石。

疏堵结合，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终于在袁世凯的连哄带骗下顺利完成。

美国学者吉尔伯特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精辟地指出：

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废除科举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重要的转折点。

袁世凯以恢弘无匹之势，熄灭了一代知识青年对朝廷的最后一丝眷恋，把精英阶层从科举的酱缸中散溢出去，衍变成一股无从把控的力量。

出路很有中国特色：

大学堂（大学）毕业的，给进士功名，授翰林院编修、各部主事等官；

高等学堂（高中）毕业的，给举人功名，授知州、知县等官；

中等学堂（初中）毕业的，给秀才功名，授县教谕（主管一县教育）。

小学堂（小学）毕业的，努力参加考试，争取升入中等学堂。

同时，加大公派留学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