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加上福州造船厂自制的军舰和鱼雷快艇，总计二十五艘战船，可谓举全国之力打造，跻身世界一流不在话下。

对从无海防观念的农耕文明来说，北洋水师的出现就是一个奇迹。

最早买船的是林则徐。鸦片战争中，他向美国商人买了艘一千吨的“剑桥号”，装配三十四门大炮，把船停在珠江口当水上炮台使。估计连煤都省了，反正也不出海。

长毛闹事时，广西提督向荣收到上海道台吴健彰送来的一艘“孔子号”——四百吨的小洋轮。结果向荣觉得“孔子”太胖了，目标大，又娇气，在长江里动不动就搁浅，整个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直接给扔了。

日本埋头发展了十年，又开始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俄国不足虑，中国却死死地控制着朝鲜，越看心态越失衡：怎么我的地盘你在做主？

几年前的“长崎互殴案”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长期对国民妖魔化中国的成果。

当时，针对俄国觊觎朝鲜，北洋水师的四艘军舰远赴海参崴进行了一次示威巡操。回程时因需要入坞加煤，便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停泊长崎港。

结果，敏感的日本人觉得受到了羞辱。

众所周知，北洋水师在当时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出自权威的世界军事年鉴。

定远（旗舰）、镇远两艘主力舰耗资均在百万两白银以上，吨位七千五，代表着当时德国造船业最先进的技术水平。

另有济远、经远、来远、致远和靖远五艘两三千吨位的巡洋舰。

我有一个朋友，叫张亦文。我们都喊他老张。其实他也不老，就三十。他是一个电脑工程师，本来呢，这样的人，在美国，都应该被喊成James Zhang之类的。但是我们叫惯了老张，他也就听惯了。这让我暗暗地对他有一点同情——如果有谁喊我“老刘”，我肯定很受伤。因为如果都被喊成老刘了，还有什么前途可言？这个老什么什么的，让人联想起某县某局某科的科长，而且是副的，一辈子也没扑腾起来的那种。哪见过有点前途的人被喊成老什么什么的，会有人叫张柏芝“老张”吗？会有人叫张朝阳“老张”吗？所以说，如果“诗意”有一个反义词，那就是“老张”；如果“希望”有一个反义词，它也是“老张”。

但是我说的这个老张倒也不介意。仔细想想[...]

，暗底里生畏的，却是有一股噬骨的感动

1949年，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乔治·齐普夫（George Zipf）在文字应用中发现了一条类似的原理。他观察到，有少数几个词汇经常被用到，而其他大多数词汇却很少用到。这一点并不奇怪，但齐普夫还发现，这种关系是完全可预测的，实际上与帕累托的财富曲线并无两样。用1除以一个词在所有词汇中的应用率排名可以得出一个比例，而这个比例与这个词的应用频率是密切对应的。也就说，第二常用词的应用频率大约是第一常用词的1/2，而第三常用词的应用频率是第一常用词的1/3，以此类推。这被称做“齐普夫法则”（Zipf's Law）。

1889年，袁保龄因主持兴建旅顺港操劳过度去世，李鸿章成了袁世凯的精神教父，事事点拨、勉励训诫，二人往来书信，留存于世的达百万字以上。

1892年，袁世凯在朝鲜已干满两个任期，但在仕途上只进了一小步，从正三品升到从二品。在外交使臣这个位置上，已是特批钦定的最高官衔，升无可升。

为使袁世凯安心留任，李鸿章帮他谋到了浙江温处道的实职，一俟三届干满，回国即能上任。温处道下辖温州、处州两府十多个县，经济发达，是官场中人无不眼红的肥缺。

可惜，等不到干满三届了。

当官是门技术活儿

要知道，作为对朝政策的决策者，李鸿章黑不提白不提也很正常，毕竟出了事扛责任的是自己——这种不怕下属比自己能干甚至希望超过自己的领导，环顾中国，可谓比大熊猫还稀有。

言传身教带给大头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的亲信幕僚王锡彤这样评价袁世凯：

肩头有力，绝不诿过于人。凡一材一艺一经甄录，即根据各人的才能本领加以委任，度材量力，不求全责备，对人也无分外的期望。办成一事，则奖励提掖唯恐不及；办不成则自任其咎，不使别人分谤。这就是各类人物所以归仰于他，天下英雄全都乐于为之尽死力的缘故。

李熙被袁世凯折磨得死去活来，用俄使韦贝的话说就是“韩王每做一事，袁即疑他国怂恿”。

对列强试图在朝鲜通商、开矿、租借土地、修建铁路等各种计划，袁世凯无不操纵王室和外署（朝鲜外交部），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尽百倍努力阻挠破坏。

正因如此，李熙几次派人到天津要求撤换袁世凯，李鸿章都断然拒绝。坐镇总署的奕譞致函说袁世凯的长处是应酬和侦察，但“年少未可恃也”，李鸿章还是不为所动。

而且，对大头所提的建议，李鸿章往往从善如流，转奏总署时也不忘说明其出自袁世凯，绝不掠下属之美。

见洪在羲成功地被唬住，袁世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地跟他“交心”，说自己在朝鲜待了这么多年，也算半个朝鲜人了，为了维护中朝友谊，他就舍命陪君子一把。首先，国王可按原来的打算办，把朴定阳革职，但处理此事的公文，暂不呈报，以免外界知晓。以此为台阶，他会尽力跟上面周旋，转达国王的难处，争取从宽处理，不了了之。同时，自己泄露了北洋的底牌，今晚的话绝不能外传。

诚恳合作的态度让洪在羲大喜过望，根本没发觉自己上了袁世凯的当。

大头挖的坑是：先诱使朝鲜撤了朴定阳，再拖着不看其呈文。没有呈文意味着没有结案，没有结案新的使节就派不出去（国王不敢再惹王太妃）。而主动权在清廷手中，亦可根据需要随时重提此案。

为此，闵妃派亲信洪在羲反复游说袁世凯，说国王受小人蒙蔽，误会了您，铸此大错，现已悔恨交加。但朴定阳案实难公开处分，愿私下秘密惩办，请袁以已经治罪上报李鸿章，了结此案。

闵妃意图保全自主体制的小算盘袁世凯如何不知？再说，拉拢本是我袁大头的特长，你非要班门弄斧，那我只好献丑陪练了。

他先是装出一副感动万分的样子，告诉洪在羲，自己一天到晚操心劳神的，还不是在为自己这个学生着急？洪在羲连说是是是。

又摆出一副隔墙有耳的神秘状，俯到洪在羲耳边，说这次非常棘手，李鸿章已经怒了，不仅要严办此案，还准备让朝鲜召回闵泳骏和赵臣熙。

可惜算来算去，算漏了河东狮吼。在闵妃的干预下，李熙迎难而上，任命朴定阳为都承旨（首席皇家秘书）。

如此公然挑战，肆无忌惮，袁世凯也只好祭出杀手锏——王太妃。

未亡人王太妃是先王李昇的老婆，宗藩体制下，不能称“后”只许称“妃”。

老年人都比较保守，王太妃和大院君一样，也是亲华派。

而且，李熙的王位继承的是她亡夫的，废立之事，她有充分的话语权。于是，在王太妃的怒责下，李熙又了。

老公不争气，闵妃只好走到台前，打算先笼络住袁世凯，再悄悄免去朴定阳的职务，但不予公开。

于是，朴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函，要求严办朴定阳。

在美国顾问的教唆下，闵妃认为宣示朝鲜主权的重要时刻到来了！她让李熙补授朴定阳职务以昭示各国，并打起车轮战，接连派大臣去袁府软磨硬泡。

袁世凯不为所动，声色俱厉地驳斥说：“包庇朴是故意放任大臣违章，尔等儿戏自欺，也想让中国的朝廷这样吗！”

再往后来的，都吃了闭门羹。反正致北洋的函件非通过袁世凯不能上达，大头索性以逸待劳，把不遂己愿的全部打回，要求重写。

李鸿章认为此招“甚妙”，嘱袁不要催其回复，宁可拖着也不结案。并向他交底，说只要朝方恳求不办重罪，对朴不再起用，便可下台阶。

要知道袁克定此时还不满十岁，在家念书，吴大澂竟突发奇想要把女儿许给这个从没见过的“乘龙快婿”，可见对袁世凯何等青眼相加。

大头颇有自知之明，一开始不敢应，说论辈分，我们是叔侄；论身份，你是翰林，我是秀才；论地位，你是封疆大吏，我只是一个道员衔的驻外领事。无论如何高攀不起。

吴大澂为表诚意，写信给袁保龄，让他说服侄儿。又请周馥当媒人，给足了他面子，大头也就不再推托。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你若安息，便是欢天喜地

1889年，李熙终于召回了朴定阳。

鉴于赵臣熙还在香港东张西望，如何处置朴定阳具有标杆式的意义。

于是，朴一下船，李熙便收到了久未谋面的袁世凯写给他的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函，要求严办朴定阳[...]

秀才出身的盛宣怀一手官印，一手算盘，深信“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利用政府的垄断资源，建立起一套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并发下宏愿：

竭我生之精力，必当助我中堂（李鸿章）办成铁矿、银行、邮政、织布数事，百年后或可以姓名附列于中堂传策之后，吾愿足矣。

留名不难，却未必是美名。盛宣怀的强势实验在暮气重重的晚清掀起了一轮实业建设的高潮，却也打开了国营垄断的潘多拉魔盒，以至于国企害则归公，利则归己的恶癖延绵至今。而他本人，也从中渔利不浅。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答应了吴大澂的提亲。

婚姻中最折磨人的不是冲突，而是厌倦。时间就像杀猪刀，把旷世之恋磨成了柴米油盐。

多少良辰美景，变成了断壁残垣；多少如花美眷，都付与了似水流年。世人都会老。是人，也就没有什么“一世的爱情”。上帝将浓浓的爱意渐渐冷却为悠远的亲情，乃是迎合人性中求稳的需要，孰知人类在求得安稳之后又想追求刺激。于是，安与不安，甘与不甘，拉锯了一生。

对袁世凯而言，理想远比爱情重要。在跟李熙耗着的同时，他和李鸿章身边的大红人、时任山东登莱青道（主管登州、莱州、青州三府的道台）的盛宣怀（1844—1916）结为异姓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