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令人战栗的寒流已经悄悄地逼近了一直在努力的爱多人

但，终究以阳刚为基。

这场“蒯通说韩信”的好戏发生在曾国藩返回之后。当年蒯通游说韩信自立为王被拒后仓皇逃走，而王闿运在摸清曾国藩底牌后，竟能神色不改，“论事如故”，淡定到让曾国藩都有点如坐针毡。如此心理素质，确实不是多读几遍《挺经》就能炼成的。

这条段子出自王闿运门人的笔记，民国时被演绎成王闿运劝曾国藩养寇自重、起兵反清。由于太过玄幻，鲜为史家采信。不过我认为，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表现还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语，明明可以当场打断，何必作虚怀若谷状？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阴柔，坚忍而绝不弄险。

既默不作声，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书“谬”字，不给对方留丝毫情面？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阳刚，心有主而我制外，不为人言所动。

刚柔兼备，宗经而不舍权变的思想练就了一颗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心体，因此在进退荣枯之间动容周旋，拿捏得体。

以比房产中介、保险销售更舌绽莲花的言辞，王闿运成功侃晕了曾国藩，使其数度“夜不成寐”。

多亏曾国荃及时来信反洗脑：“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戒其勿近”，曾国藩立刻清醒了许多。

于是轮到王闿运压力山大了。

政变在即，最后一次面谈必须切入要点。书案后的曾国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听，还边听边记，王闿运信心爆棚，唾沫横飞……

须臾，曾国藩起身暂告失陪，出门而去。

王闿运走至桌前，但见纸上满满一篇“谬”字，方知大势已去。

然而，他既高估了肃顺的实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专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两者并不画等号，王莽、霍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失去咸丰这棵大树，肃顺连自己人都镇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毕竟曾几何时人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试问你还能开出什么更高的价码？

于是，执掌东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国藩成了攸关肃党存亡的重要筹码（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肃顺不和）。

“借权”是帝王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借兵权。王闿运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到湘军大本营。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闿运十四次与曾国藩深谈，鼓动如簧巧舌，使尽腹中才学，目的只有一个——拉拢说服。

事实上，原本争议很大的杨度晚年居然选择加入当时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看清死后二十年的历史趋势，保全了身后名节，使人不得不叹服王氏之学的深不可测。

在王闿运看来，当时屡败屡战、压根儿不入咸丰法眼的曾国藩是一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潜力股。在他的推动下，肃顺趁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擅离职守、咸丰大怒之机，力排众议，极力保举，帮曾国藩谋取了总督一职，助他从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闿运为肃顺布的这颗棋眼，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以致满盘皆输。

祺祥政变前，王闿运给肃顺开的药方是“内用恭王，外征曾国藩”。

运。闿，《新华字典》的解释就俩字：同“开”。

其实，王闿运的志向是当帝王师。你要叫他国学大师，他只会生气地反驳：你才国学大师，你全家都国学大师！

刚考上举人的王闿运已是名满天下，跑到肃顺帐下当幕僚，被奉为上宾，肃顺对其言听计从。

由于主攻帝王学（经学的政治化），王闿运看人极准。深得他真传的杨度就曾在蒋介石权势最盛时对章太炎说：“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

曾国藩叹了口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

一年后的直隶总督署，曾国藩终于见到阔别已久的容闳。同时到访的还有王闿（kǎi）运和袁氏父子。

这是袁世凯初逢王闿运（1833—1916），第一感觉是：个子好矮啊！

然而，身材上的矮子有时是思想上的巨人，身兼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数职的王闿运不仅培养了杨度（1875—1931）、杨锐、刘光第和齐白石等众多牛人，由他撰写的《湘军志》更是研究湘军的重要史料。因其董狐直笔，大曝黑幕，还惹得曾国荃等一干湘军将领大为光火。

王闿运本名王开运，寄托了他爸想“开王运”的朴素想法。王开运同学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土，会成为他通往大师之路上的绊脚石，就给改成了王闿[...]

赵烈文摇头道：“绝无像东晋、南宋那样划江而治的可能。”

曾国藩不死心：“本朝君德较正（跟桀纣比吗），或不至于此。”

赵烈文：“君德虽正，然国势隆盛时，士大夫报君之恩已经足够。而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夺取天下又太过机巧（终皇太极一生，不敢想象满人南下而牧马）。天道循环，善恶相抵；后君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半晌无语，忽道：“你不是开玩笑吧？”

赵烈文：“当着老师的面，我不敢以此为戏。”

好为帝师的国学家

1867年7月21日，夜，两江总督署。

曾国藩忙完一天公务，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闲谈。

曾国藩：“今天京里来人，聊起京城气象，说最近抢劫案频发，街上乞丐成群，甚至有妇女衣不蔽体。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如之奈何？”

赵烈文：“颠覆政权的风气还没开，如果不是抽心一烂，暂时不会土崩瓦解。”

他顿了顿，又正色道：“然则异日之祸一旦发生，便是连根拔起。时间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皱了皱眉：“是否会南迁？”

一边倒的舆论让算学馆的招生比南科大还惨淡，高薪聘请的李善兰等名师也托病不出——出来也会被烂鸡蛋给砸回去。

湖南籍的京官甚至开会决定，有进同文馆跟洋人学习的，以后不许踏入湖南会馆，各省京官纷纷效尤。奕訢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意识形态的惰性是一个时代的群像，闹剧的最后一个镜头定格在同文馆美国教员丁韪良（此人通晓中国古籍，最早将《万国公法》译为汉文）和北京西山一个反动农夫的对话上。

农夫：“你们洋人为什么不灭了清国呢？”

丁韪良：“你觉得我们能灭得了吗？”

农夫指着山下的一根电线杆：“当然，发明那电线的人就能。”

，动摇国本；变夏于夷，有亡国之患。”

奕訢：“仁义制服不了洋人。倭大学士若另有良策，可保本国不受欺辱，臣自当追随，甘效犬马之劳。”

争论持续了半年，慈禧的天平最终倒向奕訢。由此可见，在不伤及权力的前提下，该妇人还是比较开明的。

顺利开馆并不能保证顺利运行。士林宗师的地位使得撼山易撼倭仁难，攻击算学馆的奏折如雪片般飞进午门，主题空前一致：论算学馆之罪。

至于内容，还是比较百花齐放的。有夜观星象型，认为久旱不雨皆因开设算学馆惹怒了老天；有谈古说今型，扒出一条史料说“同文馆”是宋代奸臣蔡京陷害忠良的监狱狱名。

其实，愤青们过于紧张了，同文馆的教学质量委实低到了一定境界。一个教俄文的满族教师入馆混了一年多被人发现根本不通俄语，天知道他每天人模狗样地站在讲台上讲的是哪国鸟语。

而与此同时，容闳的“制器之器”使洋务派认识到理解制造原理远比制造本身重要，一帮文科男考上了理科的研究生，冯桂芬不无极端地喊道：“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在此背景下，已被褫夺了议政王一职的奕訢领衔曾国藩、李鸿章，奏请在同文馆内开设“天文算学馆”。

于是，娄子捅大了。

慈禧的认可刺激了保守派，绝地反击正式铺开。先是一个叫张盛藻的御史跳出来抨击自然科学，被奕訢打压了下去。接着，著名保守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倭仁隆重登场。

倭仁：“师从夷人，[...]

即使进步如张德彝，在面对避孕套这样的新生事物时，仍无法超越其思想的局限。他先是饶有兴致地介绍了避孕套的功用：“贯于阳具之上，虽颠鸾倒凤而一雏不卵”，紧接着便露出小学究的狰狞面目，严词批判道：“其法固妙矣，而孟子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惜此等人未之闻也。要之倡兴此法，使人斩嗣，其人也罪不容诛矣！”

张德彝之所以跑到了时代的前列（此人是第一个参观胡夫金字塔的中国人），盖因其毕业于同文馆，懂英语。

然而，就是这个成立之初只教授英法俄三国语言且并不显眼的机构，让奕訢吃尽了苦头，还被愤青们冠以“鬼子六”的称号。

沿途，斌椿除了不厌其烦地在诗作里把自己打扮成上报天子下济百姓的英雄，没有给清廷带来任何可供借鉴的记载。虽然他记述了大量的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但出发点却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为了审美——见到显微镜，不关心作何用途，只感叹《庄子》里的寓言不虚；看到自行车，不问如何制造，却大谈其有“木牛流马之遗意”。

后来成为光绪英文老师的张德彝倒是表现出对西方科技的好奇，他首创的“自行车”一词沿用至今。

英国议事厅，张德彝第一次见识了民主议事的情形；法庭旁听，他又为先进的判决制度所折服。从此，对西方政体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张德彝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