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指的“你”，是那些业余有闲暇的成年人，他们愿意去读那些如果错过了就是一种损失的好书。书虫并不在“你”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会受好奇心的驱使，自己寻入人迹罕至的小径，发掘出久已被人冷落的好书，从而感到莫大的满足。在此我想谈的，都是些真正的杰作，是自古至今公认的上乘之作。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拜读这些书，只可惜，真正做到的人寥寥无几。不过也有一些名著，所有最好的评论家都肯定了它们的价值，文学史上也给了它们一席之地。它们对学生来说是重要的经典，但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读之乏味。时代在变迁，人们阅读的品味也起了变化，这些杰作已不再像昔日一样扣人心弦，如今，除非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一般读者会觉得它们实在难以下咽[...]

然而只要你能真正享受这些书，它们便会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不管奔跑速度降低了多少，我都不能走。这是原则。违背了自己定下的原则，哪怕只有一次，以后就将违背更多的原则

娃娃，你不要灰心！一个男子汉，不怕跌跤，就怕跌倒了不往起爬，那就变成个死狗了……”

第一回　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浪到处可危

话说山东登州府东门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莱山。山上有个阁子，名叫蓬莱阁。这阁造得画栋飞云，珠帘卷雨，十分壮丽。西面看城中人户，烟雨万家；东面看海上波涛，峥嵘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于下午携尊挈酒，在阁中住宿，准备次日天来明时，看海中出日。习以为常，这且不表。

却说那年有个游客，名叫老残。此人原姓铁，单名一个英字，号补残。因慕懒残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这“残”字做号。大家因他为人颇不讨厌，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残。不知不觉，这“老残”二字便成了个别号了。他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原是江南人氏。当年也曾读过几句诗书，因八股文章做得不通，所以学也来曾进得一个，教书没人[...]

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革命斗争并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纵横捭阖之术，但这一切必须建立在依靠和壮大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鲍罗廷恰恰丢掉了这一点。中山舰事件再次成为鲍罗廷与蒋介石的权力交易。通过这次交易，表面上鲍、蒋二人之间的信任达到了别人无法代替的程度。蒋在北伐前夕谈到后方留守时，提到两个人可以托付，除了张静江，就是鲍罗廷，称鲍罗廷是“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国民党被鲍罗廷由一个松散的组织造就为一个虎虎有生气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全部力量转到自己门下之前，它还需要鲍罗廷的力量和影响。鲍罗廷的话在汪、蒋、鲍三人之中，仍然起决定作用。西山会议派攻击他将鲍罗廷“禀为师保，凡政府一切重大计议，悉听命于鲍”，“甚至关于党政一切重要会议，概由鲍召集于其私寓，俨然形成一太上政府”；他不但不在意，反而说作为总司令，只有法国福煦元帅的地位可同鲍罗廷相比。他反复引用孙中山曾说过的话：鲍罗廷的意见就是他的意见。因此，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地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

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虽然正是他用坚持不懈的努力为推翻清王朝奠定了基础，但最具决定性且唯一成功的武昌暴动，他不但事前未能参与，还几乎去电阻止。

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着你——尼采

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