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世

在宇宙天地尚未形成之前，黑暗笼罩着无边无际的空虚混饨，上帝那孕育着生命的灵运行其中，投入其中，施造化之工，展成就之初，使世界确立，使万物齐备。

上帝用七天创造了天地方物。这创造的奇妙与神秘非形之笔墨所能写尽，非诉诸言语所能话透。

第一日，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上帝将光与暗分开，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于是有了晚上，有了早晨。

第二日，上帝说："诸水之向要有空气隔开。"上帝便造了空气，称它为天。

第三日，上帝说："普天之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

于是，水和旱地便分开。上帝称旱地为大陆，称众水聚积之处为海洋。上帝又吩咐，地上要长出青草和各种各样的开花结籽的蔬菜及结果子的树，果子[...]

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说高岗经常深入连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询问火夫、马夫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点滴经验并记在本子上，弥补和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大会上介绍出来，很实在。他不像刘志丹那样文雅，讲话有时很粗莽，不分上下级，不顾场合，常讲脏话，说左倾狂热病就像个鸡巴，动不动就硬起来。可是，他讲话群众爱听，语言简练、明快、易懂。陕北红军初创时期，新参军和收编民团等人员多数是为谋生而来，有的对爱国和害国的概念都弄不清。高岗给战士解释说，现在工人农民造反动派的反，国民党说是“害国”，所以爱国有“罪”，爱国者成了“害国”者，害国者反而成了“爱国”者，于是害国者镇压爱国者。战士们听了顿开茅塞。

闫锡山部在陕北吃了败仗，为解窘迫，谎造军情，在《晋阳日报》上说：“陕北刘志丹、高岗赤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七十万，拥有正规军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员二十余万人。”“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赤匪飘浮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国民党天津《大公报》也登载了类似报道。

中央红军到甘肃哈达铺正好看到这张报纸，从茫然中看到曙光。毛泽东及时找时任白区部长贾拓夫问清陕北情况，他高兴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贾拓夫将1933年二十六军失败、刘志丹死活不知、陕西省委破坏、他派高岗到照金恢复二十六军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谢觉[...]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取消革命”。朱理智等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刘、高认为陕甘工人阶级不多，不能照搬天津、上海的办法。

永坪会议开了几天，几乎是朱理智一人讲话，除宣读上述5封信外，又掺和自己“左”倾观点，大加发挥，形成左上加左。他们为了推行左倾路线，朱聂等人一唱一和，自编自演地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以“肃反”为名的夺权目的更加合法化。“决议案”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对西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和规定，说什么“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尖锐地表现出来”，要求“西北党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四方面军和25军已退出根据地)根据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

1934年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

有的人提议让雇农出身的人担任书记。高岗以革命利益为重，他说提倡工农干部担任领导是对的。但是要选拔有能力的工农干部，不可能是工农干部就能当领导。有些人斗大的字不识几口袋，连话也讲不清，把批评批评说成“剥削剥削”，把意思也搞颠倒了，至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更谈不上。这怎么能领导陕甘两省的革命斗争？不能独立思考就不能坚持革命原则。这不是栽葱栽蒜，栽上几株就算了。

村里所有女人联合起来，反对男人们的突发奇想——他们已经在准备搬家了。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不知道从何时起，又是怎样的力量从中作梗，他的计划陷入由种种借口、托辞和阻力形成的罗网，最终彻底沦为幻想。这天早上他在庭院尽头的小屋里一边念叨着搬家梦想，一边把实验器具装回原来的箱子，乌尔苏拉带着无辜的神情关注着这一切，甚至对他感到些许怜悯。她任凭他装完，任凭他钉好箱笼、用刷子漆上自己名字的缩写，没有责怪他一句，心里却知道他已经明白——因为听见他这么低声自言自语——村里的人不会随他上路。只是当他开始拆卸小屋的房门时，乌尔苏拉才鼓起勇气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无苦涩地回答：“既然没人肯走，那我们自己走。”[...]

我心中牵挂的，却是搁在我们那个破败的家发霉的客厅里饭桌上那只酱色的骨灰坛，里面封装着母亲满载罪孽烧成了灰的遗骸。

他说我们血里就带着野性，就好象这个岛上的台风地震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你们这些孩子，哪里能够体谅得到父亲内心的沉痛呢？

苏：那就接着往下谈吧，辩论的接班人先生，西蒙尼得所说的正义，其定义究竟是什么？

苏：所以正义者是快乐的，不正义者是痛苦的。

苏：我们不是同意过，两个相象的人性质是一样的吗？

色：这恐怕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条件。

色：是的。

色：是的。

玻：他说“欠债还债就是正义”。我觉得他说得很对。

苏：是不是挣钱技术给我们钱？因为这是挣钱技术的功能。能不能说医术和航海术是同样的技术？如果照你提议的，严格地讲，一个舵手由于航海而身体健康了，是不是可以把他的航海术叫做医术呢？

克：好！好！我把这个话题交给他和你了。因为这会儿该我去献祭上供了。

色：为的是让你高兴[...]

柏杨曰：

人在大失败之后，关键性的往事，常会在脑海升起。魏罃的叹息，内容不明，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重用公孙鞅，但也可能后悔没有听公叔痤的话杀了公孙鞅。历史上这种叹息，不绝如缕，显示错误的决策，必然付出错误决策的代价。问题只在于反省的内涵，智能型的，检讨错误后承认自己不够智慧：“我该重用他。”顽劣型的，检讨错误后显示自己更为顽劣：“我该杀了他。”庞涓就是顽劣之尤，临死时对孙膑仍咬牙切齿，他没有后悔不该那样对待老友。

魏国在战国时代初期，是唯一的超级强国，位置恰恰坐落在物产富饶的中原地带，文化水准极高。可惜，国家领导人不断伤害自己的国家，逼走吴起，逼走孙膑，最后又轻易丧失可以旋乾转坤的公孙鞅。[...]

圣人这个头衔，孔子也十有八九不会认同。孔子自己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只不过去世以后，管不着了，只能由着别人说。但倘若知道孟子称他“圣之时者”，则多半会怀疑是不是讽刺。

孟子说，圣人，有四种。伯夷，是“圣之清者”，也就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负责的”。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就是“圣人中最随和的”。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就是“圣人中最识时务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孔子善于处世。孟子说，孔夫子的处世之道，是“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该离开就离开，走得快快的；该呆着就呆着，呆得长长的；该隐居就隐居，决不贪图名利；该做官就做官，也不自命清高。总而言之，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很知道因时制宜，所以是“圣之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