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许多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也很难背负的！人类有许多内在的东西就像牡蛎一样，滑手又不讨人喜欢。因此，他们必得有一个精致的外壳，以此来为自己掩饰。其实，我们真的得学习这种艺术；要有一个外壳、一个美好的外表以及聪明的头脑！

当我们还在襁褓中时，就已被赋予了许多沉重的名词和价值：“善”与“恶”——它自称为天赋。就是由于这些名词和价值之故，我们的生存才得被宽容。

大地和生命对于人类而言是沉重的，谁若想变得轻盈如鸟，就必须得先爱自己

驼鸟跑得比马快，但它还是会把头插入沉重的地里——不能飞翔的人类便是如此。

在痛苦之中，除了喜悦之外，同时还有智慧，它和前者一样，也是人类最佳的自卫本能之一。倘若并非如此，痛苦便早被祛除：没有人不认为它是有害的，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如此。

也就是说，毛批本《三国演义》的问题，还不在于给历史“整容”，更在于“变性”。整容是可以的，变性是不可以的，除非明确表示你说的不是历史，读者也不把那小说当历史看。可惜，这一点从来就没人说清楚。

那么，三国这段历史的本性是什么？

前半段，是曹操与袁绍的路线斗争；后半段，则是曹魏、蜀汉和孙吴的权力斗争。后来三分归一统，不过是回到了历史的本来走向。指出这走向，并找出它背后的深刻意义和支配力量，才是历史学的任务。

因此在本书中，并没有多少剑拔弩张和老谋深算。本书不是《三国演义》，而是《三国纪》。你也许看不到某些特别想看的东西，只有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

朋友，你会失望吗？

同所有其他冲动一样，同情本身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只有在那些需要它和你称赞它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些人们未能认识它的有害性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某种欢乐的地方，它才具有了一种善良的品格，只有这时，人们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它和毫不犹豫地证明它。

外面秋风又起，是很冷的风，把黑暗一点点往花园里吹。她听见有人敲门。她以为是雁儿又端茶来，就敲了一下门背，烦死了，我不要喝茶。外面的人说，是我，我是飞浦。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身就很有问题。忠是单方面的人身依附，义是多角度的任意解释。忠是不变的，义是多变的。结果，要么信口雌黄，周公恐惧流言日；要么弄虚作假，王莽谦恭未篡时。

其实一切政治斗争，归根结底都是利益之争。争利而言义，只能是吹牛撒谎装模作样。这就是“伪善”。做假做出一套方法和技巧，则是“权谋”。不搞权谋也不行。因为大家都打道德牌，都要占领道德制高点，都要指责对方“不义”。这就只能搞阴谋，不能搞阳谋。

显然，权谋是因为伪善，伪善是因为忠义。被高高举起的那面“道德的旗帜”，其实是罪魁祸首。

这就是《三国演义》的“性之病”。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

忠义，变成了整人的武器。

这并不奇怪。事实上，这种核心价值观本[...]

避免满足冲动的机会，给冲动植入规则，使冲动变得让人厌倦和反感，把冲动与某种痛苦的观念（耻辱，不好的后果或受到损害的骄傲等）联系起来，以及力量的分散和最后的全面的削弱和消耗——这便能进行自我控制。

举凡感官所知觉与精神所领悟的一切，本身并没有任何目的。不过感觉与精神会竭尽全力使你相信它们就是万物的目的——它们竟是如此地虚荣。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奸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奸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奸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奸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本来柔软温暖的花园随着激情燃烧而发烫，吸着力大增，紧紧吸住男人，而在到达高潮的瞬间，内部的折皱呈现波浪起伏状态而轻微地痉挛。

真的，若有谁要创造善恶，就必定得先将价值破坏捣碎。

因此，最大的恶属于最大的善：这便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