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体发肤，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构成的；人的思维意识，是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为准则的。

只有谨慎小心地爱护它，怎么能轻易地毁伤呢？

这句话出自孔子讲的《孝经》。《孝经》是儒门十三经之首，历来读书的规矩是先读《孝经》然后才有资格读《四书》。《孝经》是曾子问孝，孔子回答，再由曾子及其门人整理而成，共有十八章，解释了一个“孝”字。

孔子在《孝经》中开篇就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们这个身体是受父母遗传而来的，是我们的神识借以居住的房舍，等于是上天和父母借给我们用的，使用完毕以后还要归还的。所以我们对自己这个身体，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如果能够所有，谁还愿意生老病死呢？向别人借来用的东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弄坏了就没有办法还了，所以这里才说“恭惟鞠养，岂敢毁伤”。

“恭”是恭敬、谦逊，“惟”是惟谨、顺服的意思。现代汉语[...]

四大指的是“地水火风”，这是印度哲学的概念。古印度人认为，物质世界是由“地水火风”四类物质构成的。我们中国人则认为，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构成的 。严格说起来，“地水火风”四大并不是指四种物质，构成这个世界的何止这四种物质！四大的本义是说，构成这个世界的物质有四种基本形态：固态、液态、气态，这和经典物理学说的一样，物质有气体、固体、液体三种形式。固态用地来代表，液态用水来代表，气态用风来代表。至于火则代表物质有温度，无论生物或非生物都有温度，或高或低，温度是物质属性的一个参数。

船慢慢地，慢慢地沿苏堤流去，荷叶刚长出来，还很嫩，因是初长，分外用心，神秘而新鲜，容不得旁人惊扰，很自觉地细意暗展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 （kultur，德文“文化”发音），“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百年之后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湾的海边，往北望，应是辽东半岛的大连，若由此坐渡轮去，上岸搭火车，数小时后即可以到我的故乡铁岭。但是，我只能在此痴立片刻，“怅望千秋一洒泪”，明天一早我们要搭飞机，经香港“回”台湾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艘永远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

会后我在纽约停留数日。一天晚上，我台大的学生，《中国时报》记者林馨琴邀约晚餐，在座六人，有两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饭后受邀到他们的小公寓，谈到深夜。他由静静的叙述转为激动，有些书中未载的情景。人对人无法言说的背叛与残暴，令听者岂止惊骇落泪而已。是什么样的警醒力量，使这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在那样血腥的浪潮中，游向人性的岸边，对自己参与的暴行提出控诉?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

我胆敢主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另一个信心也来自两次访美期间，我在密西根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那样有规模的图书馆搜寻询问，都没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校都开设不错的中国文史课程，虽然也有少数亲共学者努力帮中共说“解放”的好话，但多数学者指着书架上一排中共建国后的样板文学，如《向雷锋学习》、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龙须沟》等，说道:“中共虽然闭紧铁幕，但是他们政治斗争之无情，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能在这里的教室宣传这些歌功颂德的宣传文字吗?怎么对美国学生解说这些谎言呢?”然后。他们转换话题间我:“台湾有文学吗？”

台湾文学是什么?它一直是个有争论的名字。争者论者全出于政治目标，有时喧闹，有时襟声，全靠当时局势。他们当时不知道，文学和玫瑰一样，它的本质不因名字而改变。台湾文学是自然的“发生” （happening），不因名字而改变它的存在。

La ligue des Rats,fable de La Fontaine

这种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学上是常见的。中国诗词甚多经典名句，如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营造了只闻其声不见伊人的恫怅迷离，湘灵鼓瑟的乐声在辽阔的湘水上空回荡，瞬间烟消云散。这就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凄清寂寞，朱光潜老师在英诗课上谈过。鲁迅曾为他对此诗之美学诠释，大加抨击，说他不知民间疾苦。但是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罗散文集《湖滨散记》 ，同样被作为是一本远离喧嚣、寂寞孤独的书，其背后也隐藏着对社会的批判。我们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又如朵丽丝。莱辛《第十九[...]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讲授菲利普·史莱特《寂寞的追寻》 ，这是一本涵义丰富的小书，只有一百五十页，用一些有趣的美国社会现象检讨现代人对寂寞的追寻。对于曾经长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对于在皇权笼罩之下生长的中国人，热闹和互相牵涉是安全感的表现。如今放着这种日子不过，却去追求寂寞孤独，是个奇怪的观念。独处亦须付相当代价，“寂寞”的观念吸引我已许多年了，早在我高中时期，开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张床铺宿舍的念头。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对别人。小小的喜怒哀乐都没地方躲藏。大学四年住宿舍，后来结婚生子，从没有独处的空间，到了五十岁才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安放一颗耽溺读阅忘情思考的心。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曲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曲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一九九0年八月三十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

他在《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想用这副挽联来象征钱先生的最终极也是最后的关怀。“未学斋”是以前钱先生书房之名，是他苦学自修的心情，素书楼“今天已不复存在了。”这大概是余先生以国际史学家的身外，厚道的说法。钱先生自十六岁（一九一0年）读到梁启超《中国前途乏希望与国民责任》，深深为梁氏历史论证所吸引，一生研究历史，希望更深入她找寻中国不会亡的根据。他希望国家社会能在安定中求进步，而不是悍于求变，以戾气损伤文化。余英时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世界的，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中国旧魂原封不动地还阳，而是旧魂引生新魂。今天已有更多的人会同意这个看法。”

余英时追悼钱先生写了一副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