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生活在浓重的历史感中。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乐的价值观。

可是，似乎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不尊重历史。很多时候，历史人物的身后声名与他的真实面貌相差甚远。比如那个雄才大略的曹操，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六战六败的二流军事家诸葛亮，却成了战无不胜的战神。

《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朝廷》

方木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亲临吸血者的犯案现场，可是他也没料到自己居然会这么丢脸。尽管平时可以边吃饭边看那些令人作呕的现场图片，可是当他迈进这栋楼，那昏暗肮脏的走廊，身边匆匆而过的面色凝重的警员，醒目的警戒线，法医们冰冷的器械，躺在血泊中的尸体，以及空气中淡淡的血腥味，都让他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图片终究是图片，它永远不会像现场那样用视觉、触觉和气味传达这样的信息：这里，一个生命刚刚消失。这信息让他战栗，仿佛记忆深处某个不愿触及的部位被猛击了一下。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不，你只是有点心理障碍。几乎每个人都有心理障碍，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你怕点名，还有很多人怕高、怕电梯、怕尖锐的物体什么的。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疯子吧？”良久，孟凡哲开口了。

“哦，什么？”

孟凡哲用力把烟头扔出去，“你一定觉得我不正常。”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要不你为什么不问我刚才在干什么？”

“嗯，好吧，你刚才在干什么？”方木觉得有点好笑。

“我嘛，呵呵，其实没什么，我只不过想体验一下恐惧的感觉。”他扭过头来着看着方木，脸上是故作轻松的微笑，似乎希望方木觉得自己很酷。

方木笑笑，又给自己点燃一支烟。孟凡哲满怀期待地看了方木半天，似乎等着他说点诸如“原来如此”、“你可真够无聊”之类的话。可是方木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抬起头问他：

“你在害怕什么？”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

一个人，当他对某种事物感到恐惧的时候，会对这个事物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关注与敏感，在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打断他的注意力，会让他在瞬间消除对这种事物的恐惧感。当然，也仅仅是这一瞬间。

孟凡哲大概害怕点名，所以在点名的时候会表现出“全神贯注”式的恐惧，越是害怕，就越不能应答。方木在点到他名字的一瞬间推他一下，让他的注意力一下子从“点名”上转移到方木身上，自然就能够应答。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主动打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但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

维系婚姻有许多因素，有些人为求归宿，有些人为一张护照，也有人为爱情，为饭票，或为扬眉吐气，林林总总，数之不尽，关系千丝万缕，目的未达到之前哪儿有那么容易分手。

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制度的所有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