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的衣服使普通的女人。憔悴苍老，是以我本人绝少穿黑色，谁需要巫婆式的神秘感。但姚晶穿黑色顶适合，衬得她肤光如雪。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这是七月下旬，合中国旧历的三伏，一年最热的时候。在中国热得更比常年利害，事后大家都说是兵戈之象，因为这就是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

这条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Vicomte de Bragelonne）正向中国开来。早晨八点多钟，冲洗过的三等舱甲板湿意未干，但已坐立满了人，法国人、德国流亡出来的犹太人、印度人、安南[...]

我虽然做栏目制片人的时间不长，两年左右，但在我做《东方时空》牵头人的后期，我越来越为一种现象被大家习惯而感到不安甚至悲哀。每天早上编委会开会之后，半屋子的年轻同事，没人对形成的选题及操作方法提出异议，都只是眼巴巴地等着分配任务然后去执行，一天的工作也就完成了！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四分之三。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开完会之后我发问：“为什么你们永远不说不？为什么你们不对自己不认可的东西表达愤怒？为什么你们不认为：不，应当这么做！”

年轻的编导们目光茫然，似乎不知道我为何如此这般。认领任务然后完成，天经地义，还有什么错吗？难道一群制片人定完的事情，年轻的同事还可以争取并改变吗？

可是，为什么不呢？难道这些年轻的同事，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么多日子以来，开会及日常工作时，对他们的鼓励与期待甚至纵容？

或许真的没看出来，又或者时代不同了，九*九*藏*书*网不再有鸡蛋碰石头的故事，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不就是一个工作吗，怎么干都是工作量，认真个什么劲儿！又伤了和气，又可能让领导不高兴。节目做不好，小事；职场中做人做不好，可是大事。

敷衍功夫是好的，但不觉虚伪

记得那时的制片人时间常常为某个节目的问题大光其火，甚至严厉到当场让编导掉下眼泪的地步；反过来也常常如此，一群部下开会时将时间批得哑口无言是经常上演的情节。但这就是当时特有的电视创作环境，内部拥有着难得的民主与自由。往往在发生争吵的几个小时之后，大家又一起吃饭喝酒，就跟没事一样。

可能是惯出来的毛病，又或者在特殊环境下形成的特殊文化，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拥有着和几任领导争吵的记录，而领导们也习惯了这种争吵，大家都有一个不错的开关。做事时开着，下班或平常相处时，关上。在这样一种相对平和民主的气氛中，“平等”，这一被写进新闻评论部部训的关键词，才在工作之中，被真正地捍卫。而当它成为一种追求和生存的环境时，没人会担心或畏惧它会给自己带来什么不利的影响，而且，也真不会。反而是http://www.99lib.net沉默无声，没什么真知灼见，才有可能慢慢出局。

然而我也清楚，不知从何时起，在局部的空间里，争吵消失了，空气中充满着和谐，但总让人觉得哪儿不太对劲，大家都开始做人了！可是，该怎么做事呢？

或许，就像现在的人们怀念天曾是蓝的，水曾是清的，奶粉曾是靠谱的，人与人曾是互相帮助的一样，难道将来我们也要怀念：办公室是可以吵架的，时常脸红脖子粗是可以制造更牢靠的友情的，事情做好做不好是有人认真的，没有什么是与自己无关的，真理是常被人捍卫的，而和谐不是没有争论的，说真话是被人尊敬并欢迎的？

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这近乎天真的语言，诉说着一种无言的悲哀。当年轻人不再拥有争论或争吵的环境时，也就会失去或推迟按他们想法改变世界的机会；而不年轻的人们，失去来自不同意见的冲击，也往往会使自己更早走上错误不断的路程。这中间，没人是赢家，太和谐是最大的不和谐。我们都愿意在梦想中写入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大词，然而，有时，它必须先从办公室里慢慢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