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车反正是每天都要坐的，而坐车看书也是每天例有的习惯，有一天，车过中山北路，劈头栽下一片叶子竟把手里的宋诗打得有了声音，多么令人惊异的断句法。

原来是通风窗里掉下来的，也不知是刚刚新落的叶子，还是某棵树上的叶子在某时候某地方，偶然憩在偶过的车顶上，此刻又偶然掉下来的，我把叶子揉碎，它是早死了，在此刻，它的芳香在我的两掌复活，我札开微绿的指尖，竟恍惚自觉是一棵初生的树，并且刚抽出两片新芽，碧绿而芬芳，温暖而多血，镂饰着奇异的脉络和纹路，一叶在左，一叶在右，我是庄严地合着掌的一截新芽。

二年前的夏天，我们到堪萨斯去看朱和他的全家——标准的神仙眷属，博士的先生，硕士的妻子，数目“恰恰好”的孩子，可靠[...]

哈罗德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个女孩。他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但她现在看起来就像是站在一团光中央，好像太阳转了一个方向，连她的发丝皮肤都明亮清晰起来。也许是他盯得太专注了，甚至还可能叹了一声，只见女孩耸耸肩，咬住了下嘴唇：“我是不是在说废话？”

“老天，不是的，才不是呢。你的话很有意思。我恐怕从来没有弄明白过宗教这回事。”

“我并不是说要……信教什么的。我的意思是，去接受一些你不了解的东西，去争取，去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坚毅和笃定，更别说是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听她一说，好像这些都是显而易见似的。“她后来好了，是吗？你那位阿姨？因为你的信念？”

“不用，不用，我只是路过。我是走路过来的。”“哦！”她说。“我要寄封信给一个老朋友。她得了癌症。”让他吃惊的是自己说出那个词前停了一下，声音也变低了，还下意识地开始摆弄手指。女孩点了点头：“我阿姨也是。这病简直无处不在。”她将眼神投向店里的柜子上，好像它就藏在汽车协会地图和那些海龟牌上光蜡后面，“但你总要积极点。”哈罗德停下握着汉堡的手，用纸巾擦擦嘴角：“积极点？”

“你一定要有信念。反正我是这么想的。不能光靠吃药什么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个人能好起来。人的大脑里有太多的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是你想想，如果有信念，你就一定能把事情做成。”

有个小姑娘坐在柜台前打哈欠。她在T恤衫外面罩了一件红色马甲，上面别着一只“很高兴为您服务”的襟章；头发油乎乎地挂在脑袋两边，露出两只耳朵；脸上有些痘印，肤色苍白，好像长时间关在室内没有见过阳光一样。刚开始他问有没有小点心的时候，她甚至没有听懂。

“哦！你是说汉堡？”她终于明白过来，吃力地挪到冰箱旁取出一个特大的芝士汉堡和薯条套餐，教他怎么用微波炉加热。

“天哪，”哈罗德看着在微波炉里转动的汉堡说道，“我不知道你们加油站还有卖正餐的。”

那女孩递过一个装着番茄酱和甜酱的碗，边擦手边问：“加油吗？”她有一双小孩子的手。

以至于他从小就对自己不了解的世界充满了怀疑。和莫琳结婚后，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多少，后来戴维又出生了，他们只是每年去伊斯特本同一个度假营待两周。哈罗德重重地深呼吸几下，定一定神，继续往前走去。

店铺变成了民居，有些外墙是用粉灰色德文石铺的，有些是粉刷的，还有些贴着石板瓷砖。玉兰开得正好，一朵朵白色的星形点缀在叶子上，闪闪发亮，像假花一样。已经一点了，邮差肯定已把今天的信收走了。他打算买个小点心填饱肚子，然后找下一个邮筒。又过了一个交通灯，哈罗德往加油站走去，那里连房子都没有了，只剩下大片的空地。

哈罗德·弗莱几乎走完了整条福尔街。他走过那家倒闭了的沃尔沃斯零售店，一个坏老板开的肉店（“那人会打老婆的。”莫琳说），一个好人开的肉店（“是他老婆不要他，离家出走了。”），还有钟楼、废墟和哈姆斯南部公报的办公楼，直到最后一家店铺。每走一步，哈罗德小腿上的肌肉都扯一下，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身后的河口在阳光下仿佛一块闪闪发光的锡片，远处河面上的小船已化成白色光点。哈罗德在旅行社前停下，假装浏览窗子上贴着的超值旅行计划，想趁路人不注意稍作休息。巴厘岛、那不勒斯、伊斯坦布尔、阿布扎比，他母亲曾经用最梦幻的语言给他描述过这些地方：那里的土地长满热带植物，那里的姑娘头上都戴着花……

有一种花，叫爆仗花，我真喜欢那名字——因为有颜色，有声音，而且还几乎是一种进行式的动词。

那种花，香港比较多见，属于爬藤类，花不大，澄黄澄黄的仿佛千足的金子，开起来就狠狠地开满一架子，真仿佛屋子里有什么喜事，所以那样一路噼哩啪啦地声势壮烈地燃响那欢愉的色彩。

还有一种花的花名也取得好，叫一丈红，很古典，又很泼悍。

其实那花倒也平常，只是因为那么好的名字，看起来只觉得是一柱仰天窜起的红喷泉，从下往上喷，喷成一丈，喷成千仞，喷成一个人想象的极限。

有些花，是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而在教科书里却不成其为花，像雪花、浪花。

所有的花都仰面而开，唯独雪花俯首而开，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处结胎，雪花却在天空的高[...]

散文是爬藤花，像九重萝、茶靡、紫藤、茑萝，乃至牵牛花和丝瓜花、扁豆花，都有一种走到哪里就开到哪里的浑洒。爬藤花看起来漫不经心，等开完了整个季节之后回头一看，倒也没有一篇是没有其章法的——无论是开在疏篱间的，泼撒在花架上的，哗哗地流下瓜棚的，或者不自惜的淌在坡地上的，乃至于调皮刁钻爬上老树，把枯木开得复活了似的……它们都各有其风格，真的，丝瓜花有它自己的文法，牵牛花有它自己的修辞。

如果有什么花可以称之为舞台剧的，大概就是昙花了吧。它是一种彻底的时间艺术，在丝帷的开阖间即生而即死，它的每一秒钟都在“动”，它简直严格地遵守着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一时”、“一地”、“一事”，使我感动的不是那一夕[...]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掌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浑炖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请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件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

终于，这个曾经辉煌的巨人，腐朽堕落的躯体上面满是西方的金融秃鹫，它们有时相互厮打，更多的时候却是猛啄已经枯干的尸肉，它们满足后那冷峻警惕的目光，四处查看潜在的威胁。

哈罗德·弗莱几乎走完了整条福尔街。他走过那家倒闭了的沃尔沃斯零售店，一个坏老板开的肉店（“那人会打老婆的。”莫琳说），一个好人开的肉店（“是他老婆不要他，离家出走了。”），还有钟楼、废墟和哈姆斯南部公报的办公楼，直到最后一家店铺。每走一步，哈罗德小腿上的肌肉都扯一下，呼吸也越来越急促。他身后的河口在阳光下仿佛一块闪闪发光的锡片，远处河面上的小船已化成白色光点。哈罗德在旅行社前停下，假装浏览窗子上贴着的超值旅行计划，想趁路人不注意稍作休息。巴厘岛、那不勒斯、伊斯坦布尔、阿布扎比，他母亲曾经用最梦幻的语言给他描述过这些地方：那里的土地长满热带植物，那里的姑娘头上都戴着花……以至于他从小就对自己不了[...]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她竭尽全力想用平缓的语调念出来，到最后还是难抑翻滚的心潮，声音颤抖得几乎听不清了。

“玄静！”裴度的这一声叫得失态了，“你这是在……”他现在真的很后悔把裴玄静找来陪客了。但是裴度悔之晚矣，因为武元衡已冲口而出：“李长吉！”

武元衡当然知道，这首激动人心的诗出自诗人李贺。李贺，字长吉，少年时即以诗闻名。他的诗风幽深冷艳，常作鬼神之语。所以世人送他一个“诗鬼”的称号。但李贺虽是一个文弱书生，却胸怀报国之志。从这首壮志凌云的诗中就可见一斑。

那双鞋是麂皮的，黄铜色，看起来有着美好的质感，下面是软平的胶底，足有两公分厚。

鞋子的样子极笨，秃头，上面穿鞋带，看起来牢靠结实，好像能穿一辈子似的。

想起“一辈子”，心里不免怆然惊，但惊的是什么，也说不上来，一辈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半生又是什么意思？七十年是什么？多于七十或者少于七十又是什么？

每次穿那鞋，我都忍不住问自己，一辈子是什么，我拼命思索，但我依然不知道一辈子是什么。

已经四年了，那鞋秃笨厚实如昔，我不免有些恐惧，会不会，有一天，我已老去，再不能赴空山灵雨的召唤，再不能一跃而起前赴五湖三江的邀约，而它，却依然完好？

事实上，我穿那鞋，总是在我心情最好的时候，它是一双旅行鞋，我每穿上它[...]

香港人好像把那种衣服叫成“干湿褛”，那实在也是一个好名字，但我更喜欢我们在台湾的叫法——风衣。

每次穿上风衣、我曾莫名其妙的异样起来，不知为什么，尤其刚扣好腰带的时候、我在错觉上总怀疑自己就要出发去流浪。

穿上风衣，只觉风雨在前路飘摇，小巷外有万里未知的路在等着，我有着一缕烟雨任平生的莽莽情怀。

穿风衣的日子是该起风的，不管是初来乍到还不惯于温柔的春风，或是绿色退潮后寒意陡起的秋风。风在云端叫你，风透过千柯万叶以苍凉的颤音叫你，穿风衣的日子总无端地令人凄凉——但也因而无端地令人雄壮：

穿了风衣，好像就该有个故事要起头了。

必然有风在江南，吹绿了两岸，两岸的杨柳帷幕……

必然有风在塞北，拨开野草[...]

王阳明主张学致良知者参与种种事务的、学习的实际活动，如果知行分离，就势必像人多吃了东西而不消化一样，产生知识上的“伤食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