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們的苦惱似乎和從前沒有兩樣：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愛我呢，還是隻想要我的身體？抱怨去紅燈區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卻勃不起來的陽痿男人，與前面那位舊制高中的老爺爺沒什麽不同。

如果明明知道對方女人在苦惱，卻有意無視，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個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對方女人，他不過是在以身相殉一已之念而已。那位被連累的女人，該說是倒了黴吧。把這種行爲稱爲什麽“純粹”、“浪漫”，不過是腦子出了問題，

如果對特定的女人“認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對象；反之，如果視爲性對象，就等于對她不“認真”。這個兩難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

“聖女”和“娼妓”，是壓抑女性的兩種形态，無疑都是“他者化”。“聖女”們要求“別把我當娼妓”，赤裸裸地歧視娼妓；與此同時，“娼妓”們又懷着自己養活自己的職業女人的驕傲，憫笑“行外女人”對男人的依賴和軟弱

女人的性，被分離爲“爲生殖”和“爲快樂”兩種，相互對立，但都被異化。

而同性戀憎惡，則可以理解爲男人對男女界線的模糊暧味而帶來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懼。男人們必須持續不斷地證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樣的男人”。

擔保一個男人爲男人的，不是異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的主體化，需要的是認可自己爲男人的男性集團。正如拉康一語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過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爲性的主體的，所以，成爲男人的途徑，沒有任何多樣性。下流話成爲一種固定格式，絕不可能成爲第一人稱“我”的話語，理由就在這裏。男人那麽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數，是因爲隻有那才是男人之間可以比較的一元化尺度。

比如，男人A說，“女人腦子裏怎麽想的，真是弄不懂。”這句話，不是男人A對女人B說的，而是對男人說的。男人A發出這種話語的意圖，是想尋求男人的同意，試圖和他一起将女人B他者化，從而構成“我們男人”的集體認同。女人B這時是否在場無關緊要。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種共同行爲。如果男人回答，“對，完全如此。”對男人A表示贊同（即與男人A同化），那麽，歧視行爲就得以完成。而假如男人表示反對，“不，沒那回事兒。”男人A的男性集體身份認同的企圖就在這裏失敗了。那麽，男人A爲掩蓋自己的困惑惱怒，會轉而攻擊男人從男人世界的偏離，“怎麽？你還是個男人嗎？”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在不允許中間項存在的頑[...]

男人爲成爲男人而實踐的同化與排除行爲，不是單獨一人能完成的。社會學學者佐藤裕在《論歧視》〔2005〕一書中尖銳地指出，“歧視需要三個人”。

比如，“你也是個男人，應該能懂吧”，便是一種相互尋求贊同的固定格式的話語，加藤将之稱爲“男人話語”。

男人的性的主體化認同，是以将女人作爲性的客體而成立的，性別分界線因爲可能産生混亂所以必須嚴格管理。明白了這個道理，許多現象便迎刃而解了。

相互承認對方爲男人的人們之間的團結，是通過将沒能成爲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視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會性欲望，不但要歧視女人，還需要嚴格管理與同性戀的分界線，并不斷地将之排除在外，這反過來證明，男人這個東西，建立在多麽脆弱的基礎之上。

正因爲如此，“那家夥是個同性戀”，就意味着喪失在男性集團中的成員資格，成爲男人之間最大的辱罵。将不具有男人價值的男人從男人集團中驅逐出去時，使用的表達爲“同性戀”，即“像女人的男人”，這個女性化的比喻，極具象征意義。男人對潛伏在自己集團中的“同性戀”的恐懼，也就是對自己也許會被當作性的客體即喪失主體地位的恐懼。所以，男性集團中對同性戀的搜索非常嚴厲，這就是“同性戀憎惡”〔亦稱“恐同”——譯者〕。爲保證男人集團的同質性，即保證每個成員皆爲性的主體，這是必不可少的。

男人的同性社會性欲望，建立在厭女症的基礎上，由同性戀憎惡來維系，這就是塞吉維克教給我們的精彩的理論。

當我看着男人，經常不由得想：男人其實更喜歡和男人在一起吧，男人之間一起共度時光，比跟女人在一起時更舒暢快活吧。女人的價值由男人的選擇而定（據說如此），可男人的價值不是由女人的選擇來決定的，在這一點上，異性戀的秩序，對于男女是不對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