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首当其冲揪出来的右派分子不是我，是漫画家李滨声、小品文家杨凡（即刘波泳，他在鸣放期间发表了杂文《灶王爷的小本子》，曾纳入《扫帚集》出版）。美术组只有女画家陈今言逃脱，其他几个画家：王复羊、骆拓、郑熹、李滨声皆戴上了右帽。农村组里记者丁紫、编辑徐钟师和我全军覆没，一律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我是白丁，不，我是黑丁——因为我和她的出身在50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张宗麟积极支持了我和她的结合

街道上一度播放着的印度电影插曲《拉兹之歌》突然哑了；金嗓子周璇唱的《四季歌》，也从广播中销声匿迹。仿佛在这盛夏时节的短短几天，历史的火车头来了个急转弯，

徐钟师是年长我一轮的老编辑了，我和他在一个记者组里共过事。他工作兢兢业业，平日沉默寡言，是报社里最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但是他也被揪了出来，被当作挖出来的右派分子。

他走进会场，顿时使我吃了一惊：昨天他低头走路时，浓密的头发还披在额角；此时昂首站在审判席上的他，竟然成了亮晶晶的光葫芦头。老徐不但剃光了头发，还刮净了脸上的胡子。特别吸引我注意的是，他脱去平日皱巴巴的四兜制服，竟然在这样的大会上，穿起中式蜈蚣扣儿的蓝布裤褂。一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神色，溢于须眉之间。会场死寂了几秒钟后，沸腾起来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沉默。

“你是蔑视反右斗争！”

还是沉默。

“我不该反党，我有罪！”

有的故作虔诚。

有的真在悔罪。

但也有的当场就表示了抗议。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日报》一个名叫徐钟师的普通编辑——《走向混沌》三部曲理应从他落笔。

当时，我虽然已经步入文坛，但行政关系还留在的《北京日报》。记得，批斗徐钟师的大会召开时，正是“香山红叶色更浓”的晚秋时节。我坐的地段，是右派专席。有漫画家李滨声，画家王复羊（原名王复祥）、骆拓，郑嘉，小品文家杨凡，记者、编辑梁沙军、李道一、唐锡阳、张穆舒、张沪（我的妻子）、丁紫（徐钟师妻子）、赵筠秋、辛大明……虽然，此时我们已经是被当成老虎打过的死猫了，仍被会场的庄严气氛所威慑。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踏上条条风雪驿路，才开始琢磨出“阳谋”和“引蛇出洞”字眼中的含义。

大梦醒来迟。他们在改造生涯中泯没着报效民族的才情，磨损着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还要不断地写着喊着：

“反击右派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子的苦夏开始了。

那是一篇充满了民主精神的讲话（与后来收到“选集”中的讲话文稿，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知识分子莫不为之雀跃欢呼。

这是一个短命的春天。

4月11日《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5月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党中央整风指示。就在文章墨迹未干之时，毛泽东在 5月15日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6月8日毛泽东又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文件；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至此，知识分子的苦夏开始了。

1957年的早春时节，知识分子还沉溺在科学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春浪之中，中国几百万立志振兴中华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于3月12日《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时的讲话，不是后来发表出来的修订稿）欣喜若狂。事态的急转直下出人意料，直到他们蹒跚着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