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手落子棋真俊

1880年，朝鲜通过了“开化自强”的方针，在清政府的斡旋下相继同美英德法等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同时，闵妃集团借军制改革费尽心机地削弱大院君的权力，不仅裁汰了大院君手创的“亲军营”，还组建了以日本人为教官的新军“别技营”。

当然你会问，大院君是木偶吗，任人宰割？

事实上，由于大院君拒绝开放，李熙又日渐长大，清政府便抛弃了老古董转而扶持国王。

怎奈李熙生性软弱，权柄就此旁落到闵妃手中。

可惜，李鸿章算准了国际形势，对朝鲜国内潜滋暗长的政治斗争却估计不足。

以闵妃为首，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为骨干的“开化党”主张效法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对于这帮以日本为后台，鼓吹脱离中国的亲日势力，大院君在保守派闵泳翊（yì）、闵泳穆的协助下，严厉弹压，终于成功弹出一个“壬午兵变”。

他将这套纵横之术传给朝鲜，劝导李熙开放门户，同西方各国次第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防范俄国。

琉球问题给李鸿章提了个醒：在日本看来，朝鲜比琉球重要得多。琉球或可不争，朝鲜则势在必得。而反观清国，松散的朝贡关系早无实利可图，却授人以口实，遗祸于将来。既如此，不如尊重《万国公法》，让这些暧昧的小国独立自强，成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带。这样一来，虽无宗主国之虚名，但仍可暗中遥控，为我所用。

整个一“宋宣故事”。看来《春秋》学得很不好，由此可以证明，孔子不是韩国人。

家庭矛盾很快出现。大院君思想保守，闭关锁国，抓起权来一个顶俩。可孩子大了不由爹，谁叫你给娃许了个高智商美女当老婆呢？

明成皇后闵慈英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夫君李熙，那时，她还叫闵妃。

闵妃对时局的洞察远较公公敏锐。她知道，清廷这棵大树已经靠不住，独立自强是朝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其实，开化自强也是李鸿章给朝鲜开的药方。

对朝的通商交涉都由北洋大臣主管，北洋大臣又是直隶总督的兼差，李鸿章身上担子不轻。

在同时代的官员里，李鸿章是唯一敢把洋人当猴耍的。而且人就好这口，美其名曰“以夷制夷”。

以前只是劈腿，现在直接跟那男的把证都扯了，这要是个没谈过恋爱的，估计得操板砖捉奸，血溅当场。

可惜，清朝国库空虚，西北又在跟俄国干仗，为免腹背受敌，不得不承认了这个既成的事实。

这已是日本第二次明目张胆的挑衅。

早在1876年，日本就以朝鲜拒绝邦交为借口，出动兵舰胁迫其签订通商条约。清政府作为宗主国，到让人心寒，以息事宁人的态度指示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

外患倒逼内政。

此时的朝鲜国王是李熙，继承的是他伯父李昇的王位。李昇没娃，就让他弟弟李昰（shì）当“大院君”（摄政王），辅佐年方十二的李熙执政。

除了日俄。

祖上就有矛盾，贼惦记你，一天到晚花痴般垂涎你家领土。尤其是俄国，蚕食鲸吞，持之以恒；日积月累，手法熟练。

于是，趁新疆发生回乱时，俄国眼疾手快地霸占了伊犁。

当左宗棠抬着棺材用兵新疆时，日本又见缝插针地跳了出来。不知是不是两国事先串通好了要演“东成西就”。

1879年，明治维新刚刚开始十一年，日本吞并了本岛南边的琉球国，改为“冲绳县”。

琉球自洪武五年（1372）起隶属中国，纳贡从未中断，但在万历三十年（1602）又向日本称藩，开始脚踩两只船，一踩就是二百七十年……

终于踩出了事。

既已成为烫手的山芋，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尊重地缘政治，协助这些小国逐步实现独立，受国际公法的保护。这样，即使某国想染指，他国也会干预，远强于“妾身不明”，最终还是不免沦为列强的殖民地。

具体到朝鲜，坐到谈判桌上的三方是中日俄。

对俄国而言，朝鲜意味着拥有不冻港的太平洋出海口。

对日本而言，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是天皇每晚做梦的主题。

对大清而言，不管谁占领了朝鲜，兵锋所指，威胁的都是满人的龙兴之地东三省。

客观来看，虽说十九世纪末列强如云，恨不得是个小强就来吃清朝的豆腐，但大多属于浑水摸鱼型，打个劫通个商也就罢了。

归理藩院管，派驻大臣；B类如高丽、越南，俯首称臣，按期朝贡，新王即位必须上报接受中国皇帝册封。

对此，翰林院侍讲学士周德润解释得很清楚：守在四夷。

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与国同休戚，弭祸于未萌。

属国作为外线，拱卫国门，搁古代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历史已经发展到英法联军动不动就直插北京兵临城下的近代，西方列强心态正常的说你和这些属国是友好睦邻，不正常的就说你在殖民人家。

第三章 26岁的朝鲜太上皇

什么环境都能适应的不是人

对高丽人一以贯之的“事大主义”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地简单予以鞭挞。蕞尔小国，强邻环伺（中日俄），你不让人事大莫非事小不成？

朝鲜李朝，建立于朱元璋时期，与明清相始终，已延续近六百年。

明清易代，高丽人觉得满人入关是“用夷变夏”，自己成了华夏文明的最后一方净土，朝使访华时经常抒发一下“使者遥寻秦地界，夷人惊怪汉衣冠”的感慨。

除此之外，基本上还算是安分守己的属国。

时至晚清，天朝的版图囊括了缅甸、暹罗（泰国）、越南、琉球、高丽、蒙古和西藏。这些“化外之地”被分为两类，A类如蒙古、西藏，

吴长庆受够了李鸿章的鸟气，不想自己的悲剧在下一代身上重演的他为袁世凯请了最好的老师：深得吴器重的幕僚张謇。

南通人张謇（1853—1926）余生还将和袁世凯过招无数，第一回合大头留给他的印象是：态度谦恭，文章狗屁不通。

虽然眼下张謇只是个秀才，但众所周知他后来高中了状元。做人要厚道，你不能拿一个状元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大头的文章。

就在袁世凯因办事干练被提拔为营务处帮办（总管庆军各营的司令部，帮办排在总办和会办之后）时，山东之东，再一次波涛汹涌。

庆军的前身是吴父在老家办的团练，发展到五百人后被淮军收编。

然而，团练不是团购，下个单就不管售后。一帮人都是乡里乡亲走到一起的，管你是李鸿章还是李鸿藻，人家只认吴长庆。

更何况，你直隶总督是从一品，我浙江提督也是从一品，听你调度那是服从安排识大体。

作为武官，吴长庆深感自己吃了没文化的亏（连秀才都不是），只好缺啥补啥，在带兵之余手不释卷，网罗文士，被时人称为“儒将”。

进士出身的李鸿章听说后差点没笑掉大牙，需要找茬时便指责吴长庆“罗致文人以通声气”。

此时，吴长庆见故人之子来投，非常高兴，欣然收留，并刻意培养，严加指点。

阮才子后来成为袁世凯三大笔杆子之首，另外两人夏寿田、张一麐虽亦受倚重，但终不敌阮忠枢和大头几十年的交情。

阮忠枢作文，常常挥毫而就，所拟文稿“最当袁意”。袁世凯的奏章书信，大多出自其手笔，甚至连朝廷的御旨，也时由阮来起草。

而同时，阮忠枢又是一个喜欢打麻将抽鸦片的旧式文人，剪了辫子可以直接去演《书剑情侠柳三变》。大头有重要公文需要他拟写时经常找不到人，派家仆去寻，不在烟馆就在妓院。

找到了人也不耽误事，用腰带把自己捆在椅背上，写好文章继续寻欢作乐。

1881年5月，袁世凯来到山东登州，正式投入吴长庆营中。

事实上，庆军虽说归淮军管，但因不是嫡系部队，不受待见，吴长庆和李鸿章基本貌合神离。

大头年轻时身材尚未发福，除了头大一些，整体上属于一表人才。再加上能说会道，天生把妹达人，沈玉英被哄得死心塌地，拿出私房钱给大头当盘缠，劝他早离上海，另谋出路。

爱情不是张嘴奥迪伸手迪奥，而是昙花一现的梦幻泡影。真正走到最后的，是情义。沈玉英让杜十娘不再是传奇，更羞煞了一帮拜金比拜佛还虔诚的上海女人。离别前，玉英备酒送行，含泪对大头说：“你走以后，我就出钱赎身，搬出青楼。切记努力功名，不要相负。”

大头指天誓日，挥泪而别。

由于中法关系日益紧张，沿海戒严，庆军六个营已移防至山东登州。袁世凯一路向北，在途中结识了阮忠枢。

穿过嘈杂的人群，从天井向二楼一处僻静的角落望去，一个身着白色旗袍的女子侧倚着栏杆，正静静地练笛。慵懒的阳光将空气里的尘埃打得颗粒毕见，沐浴着光辉，女孩清秀的脸庞显得格外动人。

乍见之下，袁世凯站住了，像被电流击穿全身。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摇镜头全景式地展现了他内心莫名的惊喜，好似纳兰容若猛然间又见初恋情人时的“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

大头心道：“如果世间真有曹子建笔下‘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之人，那一定是指眼前的这个女子。”

她叫沈玉英，苏州人。为了她，袁世凯床头金尽，两人坠入爱河。

人言婊子无情，但沈玉英是真爱袁世凯。

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

南下途中，经过上海。

古来成大事者必有三项过人之处：爱才如命，挥金如土，杀人如麻。第一条自不待言，而后面两条，大头更擅长使钱。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金钱收买不了的人十个里有一个就不错了，因此，武力消灭是迫不得已的下策。

上海滩遍地都是黄金，可袁世凯没找着钱却找到了真爱——晚清果然不是一个平庸无奇的小时代。

十里洋场的繁华还来不及欣赏，盘缠便即将告罄。袁世凯宅在旅店心急如焚，崩溃得直用他那颗大脑袋撞墙。

一个冬日的午后，寂寞的大头在闲逛时禁不住诱惑，钻进了一家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