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也？贾谊曰：“不施仁义。”

翻译成白话文：“人不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于是，董仲舒吸取“暴秦”的教训，煞费苦心地糅合儒法两家，正是想兼顾法家的效率和儒家的公平。当然，这种公平在孔子那仍然是相对的，仰求明君的（“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毕竟种下了一颗充满可能的种子。

这才有了孟子的“民贵君轻”和荀子的“从道不从君”，再恨儒家的人也无法否认贯穿其中充满诚意的民本思想。

儒教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王闿运也不是吃素的，当场普及历史常识：“东汉的《轻侮法》规定，如果父亲受到侮辱，当儿子的杀了侮辱他父亲的人，可以免除死罪。阳求就是因为杀了一个侮辱他母亲的郡吏全家，才被推举为孝廉。嘉许血亲复仇，主张原心推罪（根据事实推究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的心理。动机邪恶，即使犯罪未遂也有罪。而出于善良犯下的罪行，则从轻发落），乃是《春秋》里的大义，我看一直继承得很好嘛。”

的确，始皇再威武，斩不断风俗。秦相李斯，挥舞着韩非的智慧之剑，教嬴政以势立威，以术驭臣，再用严刑峻法威逼，高官厚禄利诱，驱使万民如驱牛羊，不耕则战，战罢又耕，由是并吞天下，包举宇内。

然后一个生硬的剪切——不逾二世即亡。

当修复制度无望时，孔子决定曲线救国，提出了“仁”。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有梯度地爱你周围的人。先爱父母，再爱兄弟，辐射开来，此即为仁。

如果说仁爱观是周礼的文化阐释，《春秋》就是周礼的课后练习。

但问题是再怎么练习也架不住秦国的暴力。统一六国后，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规范了君主对文官的任免。而在地方，郡县两级行政区划代替了封建，一直延续至清。

因此，容闳的讽刺的确很难反驳——春秋都没了，你还研究什么《春秋》啊？

诸侯必须将封地继续分封，其嫡长子继承诸侯之位，次子和庶子被打发到各处“采邑”，称之为“大夫”。大夫按照同样的原则，分给其次子和庶子各处“食田”，称之为“士”。士没有可供再分之地，往下就是民了。

周礼定好等级，天下成了一家。真是其乐融融，家有儿女……

可惜生活不是肥皂剧，百尺竿头向上爬从来都是中国人坚定不移的人生追求。于是，诸侯觊觎天子之位，大夫图谋搞垮国君，以下克上成了春秋战国的主题曲。继楚国率先称王（周礼天子以下，只能称“公侯伯子男”五爵），韩赵魏三家大夫成功地瓜分了晋国……

经常梦周公的孔子之所以一天到晚不爽，就是因为君不君臣不臣，诸侯个个尾大不掉，视破坏周礼为人生一大乐趣（八佾舞于庭）。

却被视为“经”而不是“史”，盖因后世儒家深信其字里行间蕴藏着孔子的爱憎褒贬（比如何时用“弑”何时用“诛”），领会了这些遣词造句的细微差别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政治主张。

但问题是孔子是春秋人，春秋再怎么世风日下，比起战国，很大程度上还是保留了周朝的政治体制——封土建国。

划定疆域叫“封”，指定诸侯叫“建”。

周朝特色是“家天下”，周天子（上天之子）是整个天下的族长，与正妻所生第一子为“嫡长子”，继承天子之位。而同正妻所生的其余诸子（次子）和同妾所生的诸子（庶子）将被分封到各地，成为国君（诸侯），比如第一任晋国国君就是周武王的小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

薛福成：“如果君主的权力日渐缩小，直至没有，成为一个象征，而由首相来履行君权，其实质是否就同民主共和一样？”

容闳：“然，此即从实君立宪过渡至虚君立宪。”

王闿运不以为然：“百代行的都是秦制，怎么到了你这，感觉就要变天了？！”

容闳反唇相讥：“秦制者，‘废封建、立郡县’也。既已无封建之制，王壬秋（王闿运）你又何苦死守这封建之学？”

说着，指向王闿运面前案几上摆着的一本《春秋》。

《春秋》是所有儒学经典中唯一由孔子亲自操刀的原创作品，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

曾国藩：“达萌，以你在西洋待了这么多年看，各国体制，孰优孰劣？”

容闳：“论国体，以主权在君还是主权在民，当今天下可分为君主和民主两端。论政体，又以有无宪法，可分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以及民主共和三者。宪法作为立国之本，不独能限制君权，更将成为执政者统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

吴汝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皆有宪法，二者有何异同？”

容闳：“君主立宪制，如英国，权力在君主；民主共和制，如美国，权力为全体公民所共享。而即便是前者，君权也已大大缩水。君主必须将全部的立法权交给议会，部分的行政权交给内阁总理（首相）。虽然内阁由君主任免，但君主必须在议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的制约下行使权力。”

薛福成沉思道：“西洋各国，美国历史最短，风土人情与我差异最大，似可另择他国派遣幼童。”

曾国藩望着容闳，笑而不语。

容闳神色凝重道：“容某不才，蒙曾帅不弃，得以在帐前效力。身无寸功而忝居五品之职，心常悚惧不安，敢不竭尽所能以报大帅知遇之恩？当今大争之世，不唯我国，各国皆变法图强……”

王闿运缓缓打断道：“这要是个李德裕还好，要是个王荆公，怕是法没变成，倒把江山给断送喽！”

曾国藩明知王闿运主治《春秋》，坚持儒家王道仁政的政治思想，却故意让他和容闳对垒，显然是想兼听则明。

曾国藩却没有做好当留学教父的思想准备，同文馆风波殷鉴不远，他不得不慎之又慎。

还好幕中人才济济，又以薛福成（1838—1894）、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最为有名，时人呼为“曾门四学士”。

直隶总督署，明月当空。四学士、王闿运、容闳、袁氏父子齐聚一堂。曾国藩要参酌众议，谋定而后动。

素以推进教育改革为己任的黎庶昌恳切道：“达萌（容闳）之议，学生私下和挚甫（吴汝纶）一再探讨，都深以为然。”

曾国藩环视众人，指着黎庶昌笑道：“莼斋（黎庶昌）当年草就《上穆宗毅皇帝书》，非议科举，可是引得朝野震动啊。”

时隔多年，再次把容闳和王闿运召至署中，曾国藩另有深意。

它源自容闳一个再三的吁请：派遣留美幼童。

容闳的思路很清晰：强国之本并非变器物而是变制度，制度的落后已成为限制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发展的桎梏。而主持制度变革的是人，对人影响至深者莫过于教育。伏脉千里，今日求取西学，是为了日后的官场少些非贪即庸的政客，多些高瞻远瞩的政治家。

对此，严复后来附议：

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

但，终究以阳刚为基。

这场“蒯通说韩信”的好戏发生在曾国藩返回之后。当年蒯通游说韩信自立为王被拒后仓皇逃走，而王闿运在摸清曾国藩底牌后，竟能神色不改，“论事如故”，淡定到让曾国藩都有点如坐针毡。如此心理素质，确实不是多读几遍《挺经》就能炼成的。

这条段子出自王闿运门人的笔记，民国时被演绎成王闿运劝曾国藩养寇自重、起兵反清。由于太过玄幻，鲜为史家采信。不过我认为，在这场戏中，曾国藩的表现还是很符合其人物性格的。

既是妄语，明明可以当场打断，何必作虚怀若谷状？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阴柔，坚忍而绝不弄险。

既默不作声，就一忍到底，又何以偏偏大书“谬”字，不给对方留丝毫情面？这体现了曾国藩的阳刚，心有主而我制外，不为人言所动。

刚柔兼备，宗经而不舍权变的思想练就了一颗情顺万物而无情的心体，因此在进退荣枯之间动容周旋，拿捏得体。

以比房产中介、保险销售更舌绽莲花的言辞，王闿运成功侃晕了曾国藩，使其数度“夜不成寐”。

多亏曾国荃及时来信反洗脑：“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戒其勿近”，曾国藩立刻清醒了许多。

于是轮到王闿运压力山大了。

政变在即，最后一次面谈必须切入要点。书案后的曾国藩一如既往地洗耳恭听，还边听边记，王闿运信心爆棚，唾沫横飞……

须臾，曾国藩起身暂告失陪，出门而去。

王闿运走至桌前，但见纸上满满一篇“谬”字，方知大势已去。

然而，他既高估了肃顺的实力，又低估了奕訢的野心。在空前专制的清朝，天子近臣和群僚之首两者并不画等号，王莽、霍光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失去咸丰这棵大树，肃顺连自己人都镇不住。

奕訢也不是你想用就能用的，毕竟曾几何时人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试问你还能开出什么更高的价码？

于是，执掌东南半壁江山牛耳的曾国藩成了攸关肃党存亡的重要筹码（手握京畿重兵的僧格林沁同肃顺不和）。

“借权”是帝王学研究的重点——包括借兵权。王闿运鞍马劳顿，风尘仆仆地赶到湘军大本营。

接下来的三个月，王闿运十四次与曾国藩深谈，鼓动如簧巧舌，使尽腹中才学，目的只有一个——拉拢说服。

事实上，原本争议很大的杨度晚年居然选择加入当时羽翼未丰的共产党，看清死后二十年的历史趋势，保全了身后名节，使人不得不叹服王氏之学的深不可测。

在王闿运看来，当时屡败屡战、压根儿不入咸丰法眼的曾国藩是一只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潜力股。在他的推动下，肃顺趁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擅离职守、咸丰大怒之机，力排众议，极力保举，帮曾国藩谋取了总督一职，助他从卓越走向了不朽。

可惜，王闿运为肃顺布的这颗棋眼，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以致满盘皆输。

祺祥政变前，王闿运给肃顺开的药方是“内用恭王，外征曾国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