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浪人来报，说日置益收到东京密电，御前会议否决了用兵的动议，最终方案为：满洲以外不提，满洲以内略有让步。

威胁度最高的两条是：

一、日人可以在满洲杂居和购地；

二、满洲警察局须聘日人为顾问。

这是谈判底线，若中方不答应，日本即决裂。

袁世凯马上道：“真货假货，我一眼就看得出来。这个报告是真的。”

于是，浪人们又从曾彝进那下载了新的任务——打听御前会议的内容。

虚虚实实的信息难辨真假，雾里看花的曾彝进一会儿收到消息说天皇将采取某一方案，一会儿浪人又说前案已被推翻，新的方案是如此这般。

曾彝进觉得这帮人纯属骗钱，没有任何报告的价值。在袁世凯的一再追问下，才表达了自己的顾虑。

袁不以为然道：“你何以知道没价值？在我看来，一句谣言，都有价值。今日之事犹如打扑克牌，到了最后摊牌之时，你以无价值了之？错了。你按我说的，不管是真是假，是大是小，都要报告，万勿隐匿。”

与此同时，蔡廷干和顾维钧游走于各大使馆，痛诉日本的丧心病狂，终于惊动了美国国务院。

国务卿布莱恩急召日本驻美公使，出示“二十一条”的全文副本，严肃道：“美国的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独立、完整和商业自由，并保持美国人的在华利益。对任何在政治、军事或经济上企图支配中国的行为，美国不会坐视不理。”

大隈重信感到沉重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对外否认第五款的存在。袁世凯趁势倒打一耙，命陆徵祥提交一份“最后修正案”给日本，把第四款也给否了，前三款则严重打折。

大隈重信的自尊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怒火中烧的他请求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妄图从军事上威胁中国。

日方提出，谈判要天天开展，每周五次；陆外长说自己很忙，整日都是文山会海，每周只能谈一次。

日置益不同意，陆徵祥就和颜悦色地跟他磨，反正这也是拖延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三次。

然后进入磨洋工环节。

每次会谈，讲完洋洋洒洒的开场白后，陆徵祥即命献茶。

他揭开茶盖，嗅了嗅茶香，啜上一小口，便侃起源远流长的茶文化来。

日本是个多礼的国家，尽管日置益如坐针毡，也不好贸然打断。陆徵祥悠然自得，就差问对方要不要来手谈一局。

如“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出让或租与他国”，袁将“他国”改为“外国”；

如“允准日人在东蒙与华人合办农业及工业”，袁批：办不到；

如“中国政府向认日本在南满及东蒙有优越地位”，袁批：无此向认；

……

对于侵犯主权最多的第五款，袁世凯则多次强调“必须声明不议”。

而且，他摸准了日本急于求成的心理，让陆徵祥尽量拖延，苦撑待变。

袁世凯耐心道：“如果外交决裂，大隈会不会挑起全面战争？如果会，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必须依他所请呢，还是可以驳回？关键在此。你万不可将此问题涉及二十一条，但以探讨学问为名旁敲侧击地套话。”

在袁世凯的指导下，曾彝进从有贺长雄口中抠出了答案：不经御前会议，大隈没有用兵之权，而天皇同意出兵的可能性不到两成。

探明对方底牌的袁世凯命更为专业而不懂日语（可以拖延时间）的陆徵祥代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并指示在交涉中持强硬但不激怒对方的方针。

他逐句手批了“二十一条”，作为陆徵祥谈判的依据。

于是，他向袁世凯提出解除此项任务。

袁摆了摆手道：“我想知道的，不单单是使馆内部的情形，还有日本商民的动静。比如近期是来的日人多，还是回国的多？为什么来，为什么走？走时是否尽卖家财，有一去不复返之势？”

汇总各种渠道打探到的信息，袁世凯终于掌握了重要情报：“二十一条”是大隈内阁闭门造车鼓捣出来的，天皇和臣民都不知情。

他马上命曾彝进去找在华的著名日本学者有贺长雄，请教宪法。

小曾深表不解：都什么时候了，还搞学术研究？

“二十一条”真相

袁世凯清楚，同缠斗半生的日本到了该做了断的时刻。

他唤来总统府秘书曾彝进。

一直以来，曾彝进担负着一项秘密的工作——收买日本浪人。

在袁世凯这儿，浪人是实施反间计的最佳人选。

浪人每月能从曾彝进那领到高达五百元的薪酬，而当曾秘书想从浪人那获取日本使馆的内部情况时，发现这帮日奸的能力极为有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毫无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计二十一条明火执仗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泄露出去，后果自负。

袁世凯看了一眼公文，淡淡道：“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谈。”

五款里，第一款是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第二款关于在满蒙开矿修路，第三款涉及觊觎已久的汉冶萍公司，第四款只一条：中国承认所有沿海港湾和岛屿概不出让或借与他国。

最无耻的是第五款，要求聘请日人担任政府和军队顾问，合办各地警察局，霸占江西、浙江、福建、广州的筑路权，刷新了不要脸的世界纪录。

若答应“二十一条”，中国就是下一个朝鲜；若不答应，一战正酣，日本要真的海陆并进，列强即使想管也分身乏术。

“[...]

会场沉默了。

半晌，袁世凯又问外交总长孙宝琦。孙支支吾吾，说没有成熟的意见。

很快，两万日军攻打青岛，德国猝不及防，只做了象征性的抵抗便弃租界而去。

中方做了极大忍让，甚至专门划出一片区域给德日交战，但拿下了青岛的日军得陇望蜀，一路向西，借口胶济铁路（青岛至济南）为中德合资，将其全线占领。

北京立刻诉诸英美，顾维钧奔波往返于两国使馆，终于拦下了侵略者的步伐。

然而，1915年1月18日，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面谒袁世凯时，毫无征兆地代表日本政府呈交了五款共计二十一条明火执仗的要求，并威胁说如泄露出去，后果自负。

伍朝枢的看法也一样：“默许日本的行动，是没有尽到中立的义务，等于自动放弃了国际法保障的中立国的权利。”

袁世凯转问段祺瑞：“中国军队能采取哪些行动？”

段：“如总统下令，部队可阻止日军深入山东腹地。但武器、弹药不足，作战将十分困难。”

袁世凯直截了当地问他抵抗能维持多久，段祺瑞回答说四十八小时。

袁：“四十八小时以外怎么办？”

段：“听候总统指示。”

接到山东都督的报告后，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各部总长全部到场，外交部顾问伍朝枢（伍廷芳之子）和顾维钧也列席参加。

袁世凯的开场很简短，说邀请两位顾问是因为他们在三个不同的国家留过学，精通国际法，想先听听专业的建议。

言毕，望向顾维钧。

这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时年仅二十七岁的才子道：“我国已宣布对欧战保持中立，交战国应尊重这一立场。日本登陆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中国有义务保卫国土、抵御侵略，以维护其中立的立场。”

日本欲对中国下手，必然侵犯这些国家的在华利益。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加入一方，打击另一方，免遭群起而攻之。

横向比较，日英有盟约，日俄有密约，虽说都是朝秦暮楚的利益结合，但暂时还不能撕破脸。

权衡再三，日本宣布加入协约国。

紧接着，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给日军登陆山东找到一个借口（山东半岛为德国势力范围）。

之所以叫黑龙会，皆因该境外势力长期在黑龙江一带活动，刺探情报，绘制地图，收买汉奸，大搞分裂。

由于屡建奇功，黑龙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对官方的政策具有莫大的影响。

内田良平建议大隈重信趁着列强欧战缠身顾不上亚洲，赶紧胁迫中国，狠捞一把，操作好了多个保护国也未为可知。

最损的是，内田主张帮反袁势力回国闹事，尤其是十年前就在他家组织革命同志开会的孙文。

大隈重信考虑的则是国际形势。

列强已分成两大阵营，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和以德奥（奥匈帝国）为首的同盟国。

本着“经济权益可以谈，主权问题不松口”的原则，经过艰苦卓绝的拉锯，《中俄蒙协约》签订，规定：俄国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是外蒙的宗主国，哲布尊丹巴取消皇帝称号；中国则必须承认外蒙古的“自治”以及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各项特权。

在国力衰微的情况下，争取到这样的结果，也算智尽能索了。

可惜，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全部卷入战争，黑龙会创始人、孙文的老朋友内田良平认为机不可失，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呈交了一份意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