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前来谒见。

时间这么巧，显系事前安排。

袁世凯依礼先见外宾，嘱熊暂入办公室稍候。

室内空无一人，熊希龄四下打量，目光停留在袁的办公桌上。那里摆着一沓卷宗，上书“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九个大字。

熊希龄凑过去略加窥看，登时脸色苍白，如临大敌。

当初唐绍仪内阁散伙时，财政总长熊希龄也因借款失败自请辞职，被袁世凯委以热河都统（热河省的都督）。

熊都统性本爱丘山，一到任便被承德避暑山庄的美景吸引，故不住衙门，径自搬入山庄办公。

若只是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倒也罢了，可熊希龄待着待着就派人清点起庄里的宝物来，还慷公家之慨把一面乾隆用过的折扇送给驻防热河的北洋老将姜桂题。

由于馈赠过于贵重，姜桂题不敢隐瞒，立刻密报，文物上缴。

袁世凯特意等到熊希龄入京组阁，方才派人赴热河明察暗访，搜集材料，汇编成册。

而拿到黑材料后，又故意引而不发，一直捂到需要将熊希龄一军时。

把角色演成自己，把自己演到失忆

大位既正，受够了国民党鸟气的袁世凯开始磨刀霍霍。

他向亲信吐槽道：“两年来，我非驴非马，忍人所不能忍，受人所不堪受，衰朽如此，更何希望？唯欲救国救民，保全大局，不使我同胞子孙作他人之牛马奴隶耳。”

问题是想让解散国民党从程序上看起来更合法，则必须有熊总理的副署。

但这种明摆着开历史倒车的事，文人秉性的熊希龄未必肯干。

不打紧，袁世凯手头捏着他的把柄。

为此，他主持修律，废除了大清刑律中残忍的酷刑；又颁布《文官考试法》，设定的科目对考生的法学和经济学基础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公开宣称司法独立的人，正义无反顾地往人治的路上迈进。

当治国变成一种神圣的使命，当对秩序与稳定的渴望和对分裂与灭亡的恐惧缠绕在一起时，坚信中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走出一条新路的袁世凯舍弃了依法治国，选择了以法治国。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始于民初，一直持续到北伐战争前的这轮“下海热”，被史家称为“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与上一轮由政府和附庸其上的官商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洋务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一轮是民营资本崛起的盛宴，投资大多集中于民生领域，提供消费类商品，主角则是以盈利为动力的新兴企业家。

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正是不断出台经济法规、完善市场机制的袁世凯。

其实长期以来，这个追求完美的处女座男人对法律的重视都被严重低估。

在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袁世凯透露了他对共和的理解：

共和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备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

他曾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一千元还是一百元，都要热情接待。”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也要热情接待。”

刚届而立之年的范旭东则站在天津塘沽的海滩边，望着冰雪般无边无际的盐坨，激动地对同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志气了。”

即使有一个当过赵秉钧内阁教育总长的哥哥（范源濂），范旭东也没有选择走捷径，而是学以致用地创办久大盐厂，打响了精盐品牌“海王星”，结束了国人只能吃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粗盐（西方早已实现氯化钠不到50％的盐不许做饲料）的历史。

两年里，他降低税收，鼓励创业，制定银行和证券交易法，签发《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激活了民营资本，点燃了经商热情。

无锡荣氏兄弟的面粉帝国狂飙突进，荣宗敬在上海放出风声：“只要有人愿意把厂子卖出来，我就敢买。”

随着一战的爆发，茂新面粉厂的拳头产品“兵船面粉”远销南洋和欧洲。

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回国已经四年。他即将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破天荒地推出“一元账户”——只要有一元钱，就可以在他的银行开户。

感觉就要被泥潭吞噬的袁世凯产生了与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一致的想法——一种力量只能被另一种力量打败，而非为一种原则所推翻。

从权力斗争到兵戎相见，共和制度旋踵而亡。摆在袁世凯眼前的，是泾渭分明的两条路。

重拾集权，国事短期内可见成效，风险低代价小。但长远来看，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耽搁了民主政治的推行，终究误国误民；

选择扩大民主，则不得不面对政局的长期混乱。好处是提前试错，造福子孙，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惜，悲剧恰恰在于，正因为“乱”，反倒激起了他“治”的冲动和野心。

我国政党，方在萌芽，其发起之领袖，皆一时之人杰，抱高尚之理想，无利己之私心，政见容有参差，心地多属纯洁。惟党员既盛，统管不力，两党相持，言论无不激烈，深恐迁流所及，因个人之利害，忘国事之艰辛。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消除成见，专趋利国利民之一途。如怀挟阴私，蜚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指无用之物），以国家为孤注，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发生，揆诸缔造之初心，其将何以自解？

然而，效率的低下，动机的不纯，使得空谷足音变成了自言自语。

仪式在礼官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进行。轮到总统宣读誓词时，离主席台很近的国民党议员韩玉辰惊讶地发现，袁世凯的态度极不严肃，一句“余誓以至诚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执行大总统之职务”八个字念得铿锵嘹亮，余者则声如细蚊，几不可辨。

袁世凯已不是辛亥前的袁世凯了。

两年来，才五十开外的他迅速变得老态龙钟。曾经神采飞扬精力充沛的男人，此刻看起来就像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

他累了，也厌倦了在野者通电声讨、宣布独立，执政者大张挞伐、剪灭异己的游戏。

对妥协这一议会政治的精髓，他并非没有尝试。为了调和党见，还发表过一通声嘶力竭的呼吁：

是日，北京天降大雨，数千来宾齐聚太和殿广场，静候袁世凯莅临。

上午10点，三百多名头戴金线军盔、身穿蓝色制服的卫兵列队进入广场，在来宾席前分东西两侧立定。

随后，四顶四人抬的肩舆出现，载着此次大典的仪从梁士诒、唐在礼、荫昌和夏寿田（总统府秘书）。

终于，身着海蓝色大元帅服的袁世凯乘坐八抬大轿来到广场。

下轿后，由梁士诒等拥护前行，登上主席台就座。

终于，汤化龙宣布袁世凯得票过半，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

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盖因国民党不愿鼓掌，进步党精疲力尽也懒得鼓。

公民团领了赏钱，一哄而散。

次日选举副总统，黎元洪毫无争议，高票当选。

专制都是突然垮掉，民主不会一日建成

1913年10月10日，巴拿马运河开通的当天，袁世凯宣誓就任正式大总统。

典礼既不在国会也不在总统府，而被刻意安排到紫禁城太和殿举行，用意不言自明。

国民党本部送来的午餐则始终不予放行，气得国民党议员冲外面破口大骂，公民团则恶狠狠地回敬道：“饿死你们也是活该！”

为了早点慰劳自己的肚子，议员们抓紧时间投了两轮，袁世凯位居第一，黎元洪紧随其后，孙文和伍廷芳垫底，都没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三。

时已薄暮，二选一的巅峰对决拉开帷幕。

国民党议员交头接耳，“投黎元洪，投黎元洪”的叮嘱声击鼓传花般蔓延开来。

然而，更多的人选择向现实低头，因为袁总统明码标价：一张选票，大洋八千。当有人质问某出卖选票的国民党议员时，对方自我解嘲道：“横竖袁世凯都要当选，拿这笔钱作亡命费也好。”

没办法，只好耍流氓了。

投票当天，会场外出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新生事物——公民团。三千多名团员自称热心市民，专程前来维护竞选秩序，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

在这批社会闲杂（部分是军警便衣）的监督下，会场的确井然有序，因为外面的进不去里面的出不来……

偶有议员想出去买根油条打个豆浆啥的，刚跨过大门即遭呵斥，逼令退回。

到了中午，主持人汤化龙宣布休会。进步党本部送来两担点心，被公民团拦下，经反复解释，说是给拥护袁总统的议员用的，方准进入。

想第一轮就搞定对手，得票必须超过总数的四分之三（即五百七十票），否则进入下一轮；

第二轮的胜利条件同第一轮一样。若仍决不出胜负，则得票最多的两人进入终极PK；

在扣人心弦无比刺激广告商青眼有加主持人巧舌如簧的该环节，谁的得票数超过总数的一半，即为赢家。

袁世凯一合计，发现问题很严峻。

投票人里有三百五十多位国民党议员，只要其中超过二百人不投自己的票，前两轮就无法胜出。而等挨到第三轮，不仅面子上过不去，危险系数还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