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会议。

见已不是大臣但还属于王公的载沣和奕劻也出席了会议，恭亲王溥伟顿觉国事尚有可为。

宗社党创始人溥伟是奕訢的长孙，经常教育周围人：“有我溥伟在，大清国就不会亡。”

不要觉得狂，人毕竟曾离神器只有一步之遥。

慈禧临终前，病榻之侧的载沣叩头请辞监国之位。老太婆情急之下道：“如觉力不胜任，溥伟最亲，可引以为助。”

突然，三颗炸弹从道旁茶叶店的楼上扔下，两匹大马登时肠穿肚烂。袁世凯从翻倒的马车中爬出，在亲兵的掩护下逃离。

这场由京津同盟会（汪精卫出狱后在天津成立的同盟会分会）策划的刺杀并未得到南京的授权（汪还曾电阻）。因此，当袁世凯全城搜捕抓获凶手后，汪精卫的电报随之而到：

议和期间，北方同志的一切行动均已停止。此事当为匪类所为，请依法办理。

其实，“匪类”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在此之前，皇族亲贵整天对大头指指点点，说他是王莽、曹操。而炸弹一响，非议自然全成了“无耻谰言”。

袁世凯就坡下驴请了病假，把梁士诒、赵秉钧和胡惟德推到前台去磨。

得到公开与私下的保证后，袁世凯再次开启了逼宫模式。

在他授意下，驻荷兰公使陆徵祥（1871—1949）联合多个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避位。同时，以内阁名义趁热打铁，上奏道：

读法兰西革命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民军所争者政体，而非君位；所欲者共和，而非宗社。我皇太后、皇上何忍九庙之震惊，何忍乘舆之出狩，必能俯鉴大势，以顺民心。

讲路易子孙被杀得片甲不留颇具针对性，隆裕肝胆俱裂。

正得意间，意外发生了。

这天，早朝散后，袁世凯出东华门，坐马车来到王府井大街。

加之北方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南方党人唯恐把袁世凯逼急了变身为曾国藩，相继转向。

孙文愈发孤立。

在汪精卫、胡汉民乃至黄兴的轮番苦劝下，孙文不得不审时度势，发电给伍廷芳：

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并以英文发表到《字林西报》上，公告国际。

汪精卫立刻电告袁克定：“项城雄视天下，众望所归，元首非异人任！”

举凡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惟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惟日人则万万不可。其处心积虑以谋我，非一日矣，然始终不能得志，盖因日本全国三岛，无一铁矿。

看来只要去过朝鲜的都清楚日本的真实嘴脸。

远在武昌的黎元洪也发来电报，表示愤慨：

前清屡次抵债，尚顾惜汉冶萍公司。今乃民国新造，反弃此权利，恐清朝遗孽亦当笑人矣！

看来打过甲午海战的也清楚。

通过宫崎，孙文搭上了不少日本朝野的大佬，但对这些所谓的“友谊”，犬养毅在给一个浪人的信中吐露了实情：

彼等（孙文等人）虽是一批无价值之物，但仍愿吾兄将之握住，以备他日之用。

其实，只要看看同孙文关系密切的极右分子头山满都培养了些什么弟子（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就清楚日本的动机了。

而要想推翻庞大的清廷，势单力薄的孙文似乎也只有以毒攻毒一条路可走。

临时政府成立后，头山满跑到南京劝孙文放弃议和，发动北伐（因袁世凯始终提防日本，由他统一中国明显于日不利）。后者则提出，如加大援助，可将东北租让给日本。

张謇对日本的渗透极为不满，挂冠而去，并苦劝孙文：

许多人认为甲午之后日本就对中国持轻视态度，其实不然。由于明治维新没有斩断日本的文化传统，稍有知识的都读过孔孟，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更是一生俯首拜阳明。因此，当康有为的一个外侄流亡到日本乡间时，仍然受到欢迎和尊重。

虽然中国输了甲午战争，但从全局来看，日本还是弱小的，深具危机意识。

民间的情感和恐惧投射到政界，使得“如何防止中国报复”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课题。

大隈重信在当上首相前，即安排心腹犬养毅派遣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会党，物色反清力量。其中，一个叫宫崎寅藏的义士发现了孙文，立刻成为其追随者。

从走下轮船的那一刻起，孙文就没相信过袁世凯，一心想直捣北京。在给陈炯明的电报中他称：“和议难恃，战端将开。胜负之机，操于借款。”

而之所以专找日本人借，则源于一段若隐若现的秘史。

明白自己，比搞懂别人重要

家徒四壁的临时政府打起了刚脱离清廷魔爪转为民营的招商局的主意。在黄兴的指示下，陈其美准备武力接管招商局，将其抵押给垂涎已久的日本，换取一千万两白银的借款。

后因舆论沸沸扬扬而作罢，改为招商局“报效”临时政府五十万两。

孙文的日本友人贼心不死，又伸出挂满支票的橄榄枝，想同中方合办汉冶萍公司（中国首家钢铁联合企业）。而具体经办此事的，竟是恶名远扬的盛宣怀。

当然你会问，上赶着崽卖爷田到底要闹哪样？

反袁。

深感上当的他暂停了逼宫的步伐，迫使唐绍仪辞职，自揽谈判大权，并在发给伍廷芳的电报中责问道：

国体问题既由临时国会解决，乃闻南京忽已组织政府，显与前议相背。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

南方党人，其实不堪一击。

一次，安徽来人向南京请饷，孙文大手一挥批了二十万元。可待秘书长胡汉民拿着批条去财政部要钱时，发现金库里仅有十块现洋。

实业总长张謇向孙文汇报工作，这是两人第一次面谈。在当天的日记里，张謇对孙的评价只有四个字：不知崖畔（漫无边际）。

两天后，各省代表投票，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黄兴为陆军总长，徐绍桢为南京卫戍司令。

黎胖子一点都不高兴。

临时政府上上下下几乎全是同盟会的人，各部总长里没有一个来自武昌集团。首义功臣孙武特意去南京跑官，心想捞个次长应该问题不大，结果空手而归。

在任人唯亲上，即使是归国华侨，也不能免俗。

黎胖子打定主意“联袁拒孙”，以“北伐”为借口，把湖北军队扩充至八镇，孜孜不倦地培植个人势力。

最生气的还是袁世凯。

典礼安排在晚上十点。黄兴左立，徐绍桢右立，各部科长以上官员一律身着西服，排列两阶。

四十六岁的孙文高声宣誓：

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帝制与民治的分水岭，凝聚在这篇不到一百字的誓词中。然而，现场欢呼的人群并不清楚，走向共和的路崎岖而漫长，再给一百年，恐怕都不够。

但湖南人的执着不容小觑，何况宋教仁常年研究政治学，阅读的文献加起来能把同盟会所有人都火化了。

但由于他对内阁制反常的狂热，南方同志一致认为宋教仁是想自己当内阁总理。再一看其年龄和资历，纷纷摇头，集体通过了总统制。

1912年1月1日，南京下关车站。

礼炮齐鸣，欢声震天，身穿土黄色呢制军大衣的孙文神采奕奕地走下列车，向人群挥手致意。

在军乐的伴奏下，孙文乘坐专车抵达总统府（原两江总督署），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

所谓内阁制，即由国民选出议员，组成国会，国会中的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由总理组阁，对国会负责。总统则类似于英国国王，虚位而已。

总统制即美式民主，行政权操诸总统之手，向国会负责。

革命易，建设难。孙文认为，中国要想达成“宪法之治”，必先经历“军法”和“约法”两个阶段，共计九年——而这，恰恰是慈禧宣布的预备立宪的时间。

站在他的立场，头绪纷繁的过渡期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否则制度建设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孙文同袁世凯不谋而合地认为，只有作为美式民主的总统制，元首才能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当然，是在宪法和国会的制约之下。

精神的力量还是可观的。报纸上隔三岔五有冒充孙文之侄劫掠财物的新闻，还有人假托孙文授权夺取都督之位，以至于同盟会骨干马君武（广西大学创始人）感慨道：“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正如《纽约时报》在武昌事起后第一时间预测的那样（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孙文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备受鼓舞的南方同志为尽快获得外交承认，决定生米煮成熟饭，成立临时政府，举孙文为临时大总统。

重归南方阵营的汪精卫极力反对，认为此举会激怒袁世凯；宋教仁则有保留地支持，即孙文可以当大总统，但政体必须是内阁制而非总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