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梁启超所说，“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唯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专制对人心的荼毒如此之深，以至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踏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保持虚假的神秘和真实的黑暗是极权政治的胎记，它刻意营造的深不可测使被统治的人们从来不会知道任何真相与历史。

久而久之，便出现了哈维尔描述的景象：

在每个人内心深处，他一方面是奴仆，畏惧上司；另一方面又是奴隶主，践踏下属。专制就是以这种方式把整个社会纳入它的系统，使人不仅是它的受害者，也是创建者。人们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中国的统治者喜欢将人民称作“群众”。“群”字的繁体是上“君”下“羊”，即高高在上的君主统御着散乱如羊的臣民。汉字改革后，“群”字成了左右结构，看似平等，但在中国文化里左尊右卑是约定俗成的惯例，依然凸显了君王的尊贵和羊群的恭顺。

正如梁启超所说，“数百年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习惯，复不识团体之公益，唯知持个人主义以各营其私”，专制对人心的荼毒如此之深，以至于[...]

从这个角度看，清廷不亡，天诛地灭。

更本质的原因，托克维尔已经说得很透：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个人利益，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

人所面临的无穷选择中，最根本的一条便是“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抉择。对自我实现的渴望，总能激起人性中不安于现状的一面，从而摆脱共性迈向个性。这种内与外之间的游移、冲突构成了人生的全部，痛苦的、欢乐的。

这也解释了为何自由有着种种遗憾，但对自由的向往却在一代又一代人手中薪火相传。

话说当年德军入侵，眼看山河破碎，卡夫卡却在日记里淡定地记录自己购物、游泳之类的琐事——这是他的权利。

罗素总结道：“参差多态，才是幸福之本源。”

也可见，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

如贝娄所言，毁灭总是轻易而寻常；又如艾略特所写，这世界倒塌了，不是轰然作响，只是唏嘘一声。

中亚有过多少王国，而今唯余莽莽黄沙，谁会真的为之叹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叹明之亡的《桃花扇》方才传唱了两百年，舆图便又换了稿，不得不令人感慨历史就是一首单曲循环的死亡金属。

当年甲午败绩，李鸿章收到幕僚的报告：“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其实，每个人都有尊严，只要他们可以有。萨特曾说，人不是一种个性，也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在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无休无止、软弱无力地来来往往。

轮船开动后，张謇站在甲板上，聆听着隐隐约约的枪声，心情复杂。

他是吼立宪吼得最凶的人，也是最不希望看到国乱之人。庚子年向两江总督刘坤一进言倡议东南互保是为了稳定，领导江苏乃至全国的立宪运动还是为了稳定。

毕竟，张謇的商业帝国已辐射到了长江上游，若时局动荡，官员可以举家移民，创造价值的实体经济则避无可避。

在日记中，他凝重地写道：

舟行二十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

理想主义者都是跟你闹着玩儿的？

自李鸿章陨亡，最后的卫道者也消失了，大清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抽象、最做作的空壳。当它总算轰然倒塌时，宛如一个悠长的噩梦随晨雾一同消失，让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冒着绵绵阴雨，张謇在汉口登上“襄阳丸”返沪。不久前，大生纱厂湖北分公司刚刚开业，他过来参加开工仪式。

六天的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上至湖广总督，下到咨议局诸公，谁不想结识这位名满天下的商业巨子？

起身时，张謇听说督署辕门前挂出了三个革命党的人头，心下一沉，抓紧订了当晚八点半的头等舱船票。

一众绅商来到江边恭送张謇，只见对岸武昌城内火光冲天，照亮了半幅夜空。

如果每个二十岁的青年所讨厌和反对的那个六十岁的老朽，都将是四十年后的自己，那才是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王朝周期律还令人绝望的宿命。

天下归心的袁世凯能否跳出这一梦魇，暂时还无人知晓。唯一清晰可见的是，清廷终于倒台。

这在绝大多数国人心里，已是一件注定迟早发生的事，无喜无悲，只有漠然。

过去的十年里，内忧频仍，外患日紧，傲慢的王公贵胄却从未显示出一丝应变的智慧，反而在天朝财政崩溃之际作壁上观，拒绝伸出援手。

巩金瓯，承天帱（chóu），民物欣凫（fú）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hào），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佶屈聱牙的歌词和假大空的内容显然不利于传唱，但能得到上谕“声词壮美”的肯定，严复还是兴奋了几天几夜。

他已经不是那个用《天演论》开悟国民的严幾道了。参加南北议和时，几乎所有代表都已剪辫，他却坚持留着辫子，以示对大清的忠诚。

难道人的立场，终究会随着年龄和位置的改变而改变？若果真如此，一切执着还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好日子，严复曾经想都不敢想。即使留学英国，会通中西，但因没有科举功名，他挤破了脑袋也钻不进严丝合缝的体制。

怨怒交加的严复逢人便发表反动言论，以至于李鸿章想用他，都“患其激烈，不之近也”。

改写严复命运的，是那一本本启蒙了几代国人的皇皇译著：《原富》（亚当·斯密）、《法意》（孟德斯鸠）、《群学肆言》（斯宾塞）……

1909年，享誉海内外的严复终于被清廷特赐“进士出身”，他当即重印名片，郑重地添上了“进士”这一闪耀着万丈光芒的标签。

在清廷阳寿将尽之时，严复奉旨为天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首国歌：

四个月后，辛亥革命爆发。东山再起的袁世凯主持南北议和，委派唐绍仪赴上海谈判。临行前他嘱咐道，到沪后必须先见张謇，并转告其“世凯一切尊重他的意见行事”。

直到此时，后知后觉的人们才看懂洹上之会的意义。

北京。

在海军部上班的严复从学部、币制局的兼差中一次性领取了一千两白银的薪水。同时，其长子和次子分别是位居二、三品的朝廷命官，一家子都混成了羡煞旁人的既得利益阶层。

严复的宅子是个三进的南向庭院，有七间房和一个马厩。他养着青黑两匹大马，并有一辆皮篷车。

两年多的时间，光《大公报》上关于袁世凯的报道就有一百多条。人们非但没有遗忘这个正当盛年、远见卓识的改革旗手，反而在愈演愈烈的乱局中深刻地认识到四个字：非袁莫属。

于是，举凡说得上话的头面人物，无不积极进言。为袁世凯规划的职务，则从内阁协理大臣（副总理）、资政院院长到直隶总督、四川总督等。

对此，袁世凯只想说：我不是曾国藩。

他才不会去当救火队长，对保荐一概回以“不复作出山之想”。

只有张謇的到访，引起了他极大的热情，因为这标志着一场政治联盟的订立：张謇为立宪派物色到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找到了拥有庞大社会实力的坚强后盾。

张謇和袁世凯的会晤引人遐想，也是两人相识二十八年来未曾有过的长谈。其间，张謇一再劝他出山，袁世凯答以“若有朝一日复出，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

从傍晚一直聊到次日凌晨三点，犹嫌不足。袁世凯恳请他留宿一晚，明日继续，张謇则以赶着进京为辞，执意告别。

通往北京的火车上，张謇兴奋地对助手道：“慰庭毕竟不错，远在碌碌诸公之上，不枉老夫此行！”

养寿园，晓色微茫。

连月来，请袁世凯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且，这种吁请不仅来自体制内，更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共识。

1911年6月7日，保路运动方兴未艾之时。

东边的田野里，火红的朝阳喷薄而出，一会儿就升上了树梢。透过浓密的柳条，阳光散射出一根根金色的光柱。柳叶上的露水被照得蒸腾起来，化作轻盈的晓雾，从林子里飘拂而出，如同一片洁白的轻纱。

洹上村迎来了新的一天。

袁世凯的人生，也即将翻开新的篇章。

当日，一个因皇族内阁而对清廷失望透顶的立宪派领袖，肩负着千万人的重托，专程造访彰德，就中国的前途，求教于一个下野在家却身系国运的强人。

五花大绑的赵尔丰看见两面三刀的尹昌衡，破口大骂。

尹昌衡微笑着望了望楼下黑压压的普罗大众，高声道：“大家说说，该怎么处理这个赵屠户啊？”

三声齐吼，响彻云霄：“杀！杀！杀！”

陶泽锟手起刀落，砍下了赵尔丰的人头。

在那个庸官多如狗、贪官满街走的时代，为天朝陪葬的居然是一文一武、体制内两个最优秀的人才，不得不令人感慨：血债还需血来偿……

应声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