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附上一则“体己”的小贴士：“若铁路造成，十八省合为一气，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反对派又祭出圣人，说修铁路有悖圣贤之道。

李鸿章只好亲自出马，写了四千多字的长折大谈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的例子，论证修铁路也是“济不通，利天下”的正道。

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换了套思路，从“断民之利”的角度来反，说铁路会夺了车夫、船夫的生计，引发社会动荡。

李鸿章举例说：英国初造铁路时，也有这种顾虑，后来发现铁路带动了沿线城镇的发展，马车的需求不降反升。

用一条人命和二十万两白银换取吴淞铁路的拆除，对外则示之以“民心所向”，清政府的反科学之路走得是何等艰辛……

1881年6月9日是火车发明者史蒂芬逊诞辰一百周年。当天，为运输开平煤矿的煤而修建的唐胥铁路通车。

选择这一天剪彩，李鸿章费尽思量。

反对派并不体谅，立刻抛出在高层极有市场的“造铁路等于开门迎盗”论，吓唬当权者。

刘铭传在李鸿章的授意下进京上奏，说各国铁路都用来巩固国防，运兵朝发夕至，从未听说为敌方所用。

因为洋人不搞暴力拆迁，收购土地不惜出高价以避免纠纷，且对居民祖坟详细勘察，防止破坏。

同时，铁路拉动了沿途的就业和经济，朝廷臆想中的铁道游击队根本没出现。

真正的敌意来自官员和乡绅。

地方守旧势力一度打算用卧轨来阻挠施工，因司机及时刹车而碰瓷未遂。

上海道台衙门受到启发，安排一个穷困潦倒、有自杀倾向的士兵去“钓鱼”，圆满完成任务。

1876年，逼急了的洋行玩儿起了“明修栈道，暗造铁路”，成立了一家“吴淞道路公司”，对外宣称要筑一条从上海到吴淞的马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两千多工人迅速进驻工地，打路基、铺铁轨，不到一个月沿线居民便听到了汽笛的鸣叫。

朝廷显然不吃生米煮成熟饭这套，立刻通过上海道台叫停洋行的无照经营。

此事本是对方理亏，有一说一即可。结果清政府偏要扯东扯西，说“坏我风水，有违民意”，用民变吓唬洋人，好像全中国除了愚民就是暴民很光荣似的。

事实上，吴淞铁路的出现受到了沿线百姓的夹道欢迎。

筚路蓝缕铁路史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铁路国有案。

早在1863年，上海的英美洋行就联合请求清政府，允许他们建造一条从上海到苏州的苏沪铁路。

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在上报朝廷时结合实际，连哄带吓：“太平军从广西起事，清军到广西要用半年时间，贻误军机。而如果有铁路，从北京到广西只要两天。”

结果，清廷以一句“不合我朝祖宗成法”驳回。

整个一庆袁集团有限公司。

载沣看似落败，实则在三个关键位置上安插了自己人：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和度支大臣载泽。

这也是跟他心目中的良师德国人学的：将军事和财政牢牢抓住，便能潜御群臣。

问题是政客们算来算去玩儿平衡，自以为各方利益都照顾到了，算无遗策，可恰恰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环——民意。

内阁成员里，汉人只有四个，满员却占了九席，其中七人还是皇族，彻底违背了“皇族不掌政权”的立宪原则。

消息一出，举国哗然。正如《剑桥中国晚清史》所论断的那样：“清政府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他们虽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接受革命。

亨廷顿有言：“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

载沣并非和民主宪政有仇，人毕竟也是19世纪的“80后”，思想并不守旧。问题在于，他必须以平庸的资质，解决两难的境遇，帮行将就木的清廷妙手回春，这就勉为其难了。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可顶层只见混乱之治。载洵、载涛、溥伦、善耆、奕劻，各收党羽，各自为营，正斗得热火朝天。载沣夹在中间，想推行政治体制改革，除了先巩固权力，几乎别无他法。

万众瞩目的责任内阁终于横空出世。

结果还不如不出。

总理奕劻，协理那桐、徐世昌。

慢镜头里，是胸前挂满炸弹、冲在队伍前端投弹开路的喻培伦。之前同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喻培伦曾提前返回日本搞炸药，免于被捕。结果，被汪精卫的情人陈璧君当着众人的面斥为“临阵脱逃”。而今天，独臂大侠（因试制炸弹残了一条胳膊）喻培伦终于可以明志了。

黄兴被打断两根手指，仅以身免，革命党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并且，牺牲的八十九人，是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才俊。因此，孙文痛心道：“吾党精华，付之一炬！”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役给予清政府的打击极为沉重，连作为“现行反革命”的水师提督李淮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思汉，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维持。”

亨廷顿有言：“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

张鸣歧翻墙逃走，革命党纵火焚毁督署后退出，与率部前来的水师提督李淮展开巷战。

硝烟滚滚，把画面染成了黑白两色。

慢镜头里，是年仅十九岁的张云逸。大难不死的他于1955年被授予开国大将衔；

慢镜头里，是写下了那封感人肺腑的《与妻书》，被“世间安得双全法”纠结得愁肠百转的林觉民（“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被捕就义前，连张鸣歧都被他泰然自若的神色打动，道：“惜哉林觉民，面貌如雨，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

温生才高声道：“唯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耳！”

张鸣歧无奈道：“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生才：“杀一儆百，我愿已偿。”

两天后，温生才被弃市；两周后，震惊天下的黄花岗起义爆发。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

以黄兴为首的一百二十余人组成的敢死队臂缠白巾，在呜呜的海螺声中直扑两广总督署。

是役也，同盟会精锐尽出（胡汉民、朱执信、陈炯明、邹鲁），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装备精良的总督卫队竟力不能支。

刚走上东门外大道，一中年汉子斜刺里冲将出来，挡道拦轿。孚琦只道又是一个上访滋事的草民，谁料对方竟拔枪而起！

枪声猝然响起，孚琦不及回神已身中五枪，当场毙命。

审讯现场，两广总督张鸣歧亲自提审。

刺客叫温生才，本是南洋的一个矿工，后加入同盟会，与孚琦素不相识，向无私怨。

张鸣歧：“何故暗杀？”

温生才：“明杀！”

张鸣歧：“何故明杀？”

此会名则为汤君化龙饯别，实则勉汤君化龙死殉。武汉各团体当作后盾，如有不测，汉口全镇闭市，为汤君化龙开追悼大会，然后相继入都，接续拼之以死。

广州。

落暮余晖。

斜阳把一队亲兵的影子拉得很长，广州将军孚琦坐在晃晃悠悠的轿子里养神。

作为荣禄的从侄（堂兄弟的儿子），孚琦的思想并不守旧，否则也不会专程到城外观看冯如表演飞机试飞。

我以我血荐轩辕

奉天。

五千多学生手持“请开国会”的旗帜前往总督衙门哭诉：“我等都知道东三省就要亡了，非即开国会不能保存。”

总督锡良同情道：“上谕有言，‘民情可以上达，民气不可嚣张’，固然很有道理。但依我的心理，不怕民气嚣张。若民气不嚣张，便不能知道国家之亡与不亡。”

武汉。

各界人士为以汤化龙为首的赴京同志设宴践行，报纸公布了这场悲壮昂扬的送别大会：

国势阽（diàn）危，外患频来，豆剖瓜分，已在眉睫。而腐败政府尚在梦中，专恃消极主义，大好河山断送若辈之手，种种丧权辱国，无不言之详矣。

诸如“政府丧心病狂，唯恐亡之不速”“直视吾民如蛇蝎如窃贼”之类的反动言论俯拾皆是。

据昆曲家赵子敬回忆，那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和朋友在家聚会，“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屋外一人大呼：“流星，光何巨也！”

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其声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

不久，一首民谣开始在古都西安流传：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

更多的人却不愿被代表。

政府命令所有报馆必须报道普天同庆的新闻，结果只有两家报纸遵命；

请愿团通告天下，明言“国会仅缩短三年”，请愿运动宣布失败。同时，敦促各省咨议局继续向政府施压，并要求开放党禁；

在云南扶持讲武堂、暗中保护过蔡锷的李经羲继承了其伯父李鸿章嬉笑怒骂的传统，致电清廷，要求速定内阁人选，以免“昏庸老臣势居要津，新近得幸之臣独掌禄位”，矛头直指奕劻和载沣。

时间步入1911，各种征兆显示天朝气数已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