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如此,张之洞接旨后仍不放心,向京中眼线打探慈禧唱的这出到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
一个军机章京透露说确实出自圣意,但奏复变法时,最好“勿偏重西”。
张之洞空喜一场,不爽道:“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
为保险起见,他致电鹿传霖,试探道:“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那些套话,有何益处?”
鹿传霖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畅所欲言,但还是不敢把话说死,劝他道:“不必拘泥于西学的名目嘛,免得授人以柄。”
一个个如履薄冰的并非多虑,毕竟天威难测。谁敢担保这不是引蛇出洞?
张之洞不再出头,而是跟刘坤一等封疆互相通气,决定就变法拿出一个共同方案后再联衔上奏。
这就是儒家经典为数不多的高明之处,至少能培养几个清廉自守的样板装点门面,不至于连内裤都被扯了去。
大难不死的慈禧学会了妥协,连月来的磨难促使她开始思考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人类文明的大家庭这一严肃的课题。
思来想去,萌生了亲自挂帅,充当改革急先锋的冲动。
于是,她连颁三道懿旨,宣示变法的决心,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
一、消灭蛀虫,裁汰各部书吏;
二、开经济特科,录用西学人才;
三、命各省选派公费留学生;
四、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
五、责成地方督抚,上奏变法方案。
瞿鸿禨少年天才,二十一岁便高中进士。加之帅哥一枚,长得很像同治帝,故深受慈禧喜爱,仕途畅通无阻。
当然,也得益于他变态般的自律。
如果说晚清还找得出一个官员竟然真的一分钱不贪,那非瞿鸿禨莫属。
为官多年,回乡服丧。返京时,居然连路费都不够,不得不变卖旧宅,凑足盘缠,方才上路。
此乃“警察”在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亮相,因不属于军队编制,故不在条约限制之内。
这项被洋大人逼出来的“发明”,意义远不止于偷换概念、保家卫国。三年后,在袁世凯的建议下,清廷设立巡警部。
从尚书侍郎到一千多名基层公安干警,几乎全部被大头的人包揽。
有了这支情报网,京城的一举一动尽在袁世凯的掌握之中。
列国均已收兵,俄国越来越被动。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只好极不情愿地同清廷订约,承诺分批从东北撤军。
西安行宫。
调整后的军机处只剩下四人:荣禄、王文韶、鹿传霖和瞿鸿禨。
鹿传霖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常年抚陕,政绩斐然。
世界的模样,取决于你凝视它的目光
1902年8月15日,天津顺德饭店。
欢送宴会上,一个德军少将举着浅褐色的威士忌,劝慰那些盯着精神抖擞的袁世凯垂头丧气的同伴道:
别忘了,他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套子。没有军队保障的政府会是什么样?到时,他还得来找我们。先生们,天津永远是我们的!Cheers!
原来,条约规定,天津及周边十公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但以为如此便能难住袁世凯,就大谬不然了。
三千名武卫右军的士兵换上新的警察制服,开进天津市区和秦皇岛、塘沽等地,担负起维护治安的重任。
作为通商口岸,天津经济繁荣;作为北京的门户,又承担着防御从海上登陆之敌的重任。因此,逐渐取代保定成为直隶总督的常驻治所。
然而,《辛丑条约》虽已签订,天津临时政府却仍未解散。
袁世凯愤怒了,待在保定,郑重宣布:天津临时政府一日不撤,联军军官一日不走,我就一日不到天津办公。
唐绍仪前往交涉,一面以强硬的姿态告知各国“此事不办,条约里的善后事宜将无从谈起”,一面通过英美居中斡旋,总算搞定了这帮赖皮。
残雪犹存的官道上,一队从济南开出的人马正急匆匆地向北行进。众星拱月般护卫着的,正是刚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太子少保衔的袁宫保。
身旁并行的是即将赴任津海关道(天津海关关长)的唐绍仪。两人一路谈笑风生,来到河北境内。
周馥早已携带官印在高阳县恭候。
香案前,袁世凯率领随官遥望两宫行在,叩首行礼,谢主隆恩。权力交接就在这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完成了。
晚清的直隶总督署,保定与天津各设一处,直督隔段时间便往返一次,体验不同的办公环境。
胡景桂成为大头的得力助手,直至病逝,始终追随其左右。
人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求才若渴绝非空话,而是你兜里只剩一块钱,还舍得分给别人八毛。
时无英雄,盖因无人能做到袁世凯的十分之一。
倒是戏子盈路,呈现了一台比《钦差大臣》还滑稽的闹剧。但舍弃真心,《罗织经》也救不了你。
离鲁前,袁世凯又去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看了看。这是继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的唯一遗产,北大前身)之后,中国第二所国立大学,由大头一手创办,教学内容涵盖中西、文理兼备,首任校长周学熙。
不是收买人心,也不单单是以大局为重,而是真切地认识到人才难得,惺惺相惜。
在他看来,关系的深浅远近并不重要。任何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与之声气相通,则奖掖提拔不遗余力,官位金钱在所不惜。
看一个上司是否有所作为,值不值得追随,只要观察他是否吝钱吝官、任人唯亲即可。凡器度窄小、爱搞小圈子的领导,绝无把事业做大的可能。
可惜,现实的土壤更适合培养碌碌无为的庸才,芸芸众生的理想早被无情地磨灭,只剩下柴米油盐、一地鸡毛。
岂料,袁世凯竟主动与他冰释前嫌,还让胡景桂在武右卫军里兼了个差,以示竭诚重用。
当然,胡臬台也不是废柴,在自己分管的司法领域坚持秉公执法、依律办案,赢得了大头由衷的钦佩。
年终密报给朝廷的考核中,袁世凯对胡景桂的评语是“诚朴亮直,任劳任怨”。
如果仅此而已,你可以说袁世凯不过是大公无私罢了。
可当洋人要求惩办祸首的“黑名单”出炉后,胡景桂不幸位列其中,大头又一次施以援手,同德使交涉,将其摘除时,这只能用高风亮节来解释了。
袁世凯一向痛恨主战派误国,却偏偏保了胡景桂。有人不解地问他何故,回答只一句:
值此时局,尚闹意见,成何体统?
真相却是一帮投机倒把的商人,披星戴月地跟军营里的兵油子做生意、搞腐败,结果被大头逮住一个为首的砍头示众。
虽然荣钦差的暗访还了袁世凯一个清白,但因此受到的精神打击还是让他久久不能平复。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大头接掌山东后——胡景桂恰巧是其属官。
胡大人不用想也知道自己悲剧了,只好小心谨慎,低调做人,尽量不让袁抚台抓住把柄。
问题是前者再过一年就要挂了,后者压根儿不想离开老巢重打江山,毕竟湖北新军已初具规模。
众望所归之下,盛宣怀致电袁世凯:
旋转乾坤,中外推公。
大头自然觉得“非我莫属”,连推辞的场面话都霸气外露,说我一走,“齐鲁必乱”。
这肯定是耸人听闻,不过袁世凯一走,有人必定难逃一死。
山东按察使胡景桂。
胡大人是老相识了,以前当御史时便参过大头一本,说袁世凯滥杀小站附近的百姓。
第八章 只手推进清末新政
善用威者不轻怒,善用恩者不妄施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继任直督的人选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抛开私人恩怨,李鸿章属意的接班人是袁世凯,甚至传言其曾亲口告诉于式枚“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洋人也青睐既懂外交又很开明,关键时刻还能保护他们不被乱民砍杀的袁世凯。
慈禧更无异议。一来对大头的好感达到顶点;二来列强能饶她一命殊为不易,自然要尊重洋人的意见;三来武卫军四支部队皆被打残,只剩武卫右军兵强马壮,正需袁世凯带上来护卫京师,安定人心。
当然,竞争对手不是没有,比如刘坤一和张之洞,资历都比袁世凯老。
问题是前者再过一年就要挂了,后者压根儿不想离开老巢重打江山,[...]
直到1908年,李鸿章去世的七周年祭日,《纽约时报》还出专刊纪念道:“李鸿章和他同时代其他清国高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拥有更宽阔的视野,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并且预见到他的国家在即将到来的数年里会需要那些具有前瞻眼光和进步思想的人。”
也许,只有他的老对手伊藤博文的评价最为掷地有声:
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慈禧在行宫收到周馥的电报,震惊痛悼得失去了常态。少了这样一个“安危系之,存亡系之”的中兴名臣,她甚至不敢想象自己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黄花晚节,重见芬芳。李鸿章身后哀荣无限,追赠太傅、晋一等侯、谥文忠、入祭贤良寺。
能给的都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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