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润挂帅的国企

同一时间，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湾，北洋舰队已集结完毕。

一周前，李鸿章收到叶志超求援的急电，立命驻守大连湾的河北镇总兵刘盛休率所部铭军四千人乘运兵船东渡至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后驰援平壤。

丰岛之战殷鉴不远，是以护航的舰队非常华丽，计有定远、镇远、致远、经远、靖远、来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和四艘鱼雷艇。

9月14日，中秋节。

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屯泊基地，与位于大连湾作为补给站的旅顺港遥相呼应，共同扼守渤海门户。

海上生明月。

丁汝昌心头升起的却是不祥的预感。

当晚8点，暴雨如注。清军蜂拥出城，遭到日军伏击，尸积如山，道路为之埋没，溪流因之变色。淮军精锐死伤殆尽，包括盛宣怀的弟弟盛星怀。余者一哄而散。

自此，中国军队在朝鲜半岛消失。

天空中传来久久不散的回响：此城为吾冢。

左宝贵践履了自己的承诺，含笑而终。

傍晚，平壤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休战。

叶志超见玄武门失守，下令趁雨夜北撤。

逃跑也就算了，问题是叶志超竟自以为是地派人通知日军，说明天一早我军即撤退，平壤让给尔等，望勿开枪。

以为这样对方就会上当，真是蠢得让人心碎。

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将机关炮击碎，铁管从左宝贵肋下贯穿。

即便如此仍不退，裹创再战。终于又一弹飞至，左宝贵倒地不起。

将士趋前查看，见其腹部被炸出一大洞，犹能言语。

左宝贵望着硝烟弥漫的天空，思绪回到了三天前。

战前会议上，叶志超召集众将，表示要暂避敌锋，以图后举。除聂士成外，多数将领附议。左宝贵愤然道：“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不必计也！”

言罢即枕戈待旦，并密调亲兵监视叶志超，防止其逃遁。

大战在即，将领们见日军来势汹汹，都主张弃城后撤。左宝贵怒骂道：“若辈惜死可自去，此城为吾冢也！”

他深知平壤已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故部下劝其换掉引敌注目的冠带时，左宝贵凛然道：

穿朝服就是要让士卒们都看到我。敌人注目，又有何惧？

战斗渐趋惨烈，城头上，伤亡官兵越来越多。左宝贵接替一个阵亡士兵操作哈乞开斯机关炮，对准日军扫射，自己也身中两枪。

左右“劝其暂下，宝贵斥之”。

于是，部下感奋，拼死抗敌，局面一度有所扭转。

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将机关炮击碎，铁管从左宝贵肋下贯穿。

平壤四周多沼泽，城高十米，以南门外宽阔的大同江为天堑，可谓地利无双。

但弱点也很明显。玄武门（北门）外东北方向不远有一座牡丹台，是全城的制高点。站在牡丹台上俯瞰，平壤的大小街道一清二楚。

因此，日军在牡丹台投入了近八千人，占总兵力的一半。

天刚拂晓，玄武门外便枪声大作。清军奋勇作战，却无法抵挡日军的密集炮火，苦战至上午8点半，牡丹台陷落。

清军退守玄武门，依托八十厘米厚的城墙垛口，激烈还击。

尸体枕藉的城墙上，突然出现一位身形高大的军官——左宝贵。

弹雨纷飞中，左宝贵头戴一品顶戴，身披御赐黄马褂，手持步枪，大声激励士兵们作战。

张之洞的堂兄，内阁大学士张之万已年过八十，颤颤巍巍，久跪不能起身。慈禧的轿子经过时，她竟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人群中的张謇目睹此景，心如死灰。许多年后他说，就在那一刻，“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五年后，张謇办的大生纱厂的织机在南通初试啼音。

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

因为透彻，所以不抱希望。以袁世凯对日本的了解，他判定此战清廷绝无胜算。

梁启超后来也说，甲午之败，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的必然结果。

而当唯一能打的淮军都被打光，山穷水尽的清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以西法编练新式陆军。

且不说大头在朝鲜练过新军，且不说日本人的嚣张让他深感拳头就是真理，单就“亡清”二字，已足以让袁世凯紧盯练兵的动向。

而他的老对头，刚考上状元投入翁同龢门下的张謇，转而寻求的是另一条大道。

宣战当天，慈禧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百官跪迎。

暴雨使路面积水颇深，官员们匍匐在路旁，衣帽尽湿。两膝浸泡在泥里，顶戴上的红缨淌下鲜红的水。

淮军之弊，袁世凯洞若观火。

在给盛宣怀的电报中，他犀利地指出：

洋人用兵，队形分为四排，第一排散开开火，败则退至第四排后整备，第二排前进接应，轮流不断。并且，部队后方十里驻兵设防，遏止退兵，整编残卒，即使败退也不至于溃散。

我军操练时偶尔也照这种方法，临阵却用非所学，全按打土匪的法子，挑选一批奋勇当先的，骑马直奔向前，后面的不敢放枪，唯恐打到自己人。只靠冲到前面这数十人乱打一气，根本难以取胜。

翁师傅向来不喜欢替人请托，却为了满足素未谋面的袁世凯率领数营上前线的“班超之志”专门入奏，可见其主战立场之坚定。

然而，用兵任将的大权仍操诸北洋，为免令出多门，慈禧否决了翁同龢的提案。

袁世凯只好打点行装上路。

事实上，李鸿章安排淮军老人周馥去前线有给叶志超压阵的意思。而周馥本人，早就看穿了清廷的外强中干，料定胜算渺茫，暗示李鸿章最好急流勇退，保全名节（“当思曲终奏雅”）。

但这显然不符合李鸿章一挺到底的性格。周馥也不再多劝，而是选择和幕主同舟共济。

东北前线，周馥与袁世凯配合默契。虽条件极为艰苦，却仍出色地完成了清军的粮草供应。

因此，对跑回天津的袁世凯，李鸿章嘴上不说什么，心里究竟不爽。

正好时任直隶按察使的周馥负责前线的军需转运，人手不够，向李鸿章要人，他便命袁世凯去给周馥当副手。

刚从鬼门关逃回来，又要去朝鲜？大头顿时一个脑袋两个大。

其实，他更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杀回朝鲜。

袁世凯曾委托在中央部委任员外郎的堂弟袁世勋帮忙运作。袁世勋是袁保恒的长子，利用父亲的人脉，他搭上了翁同龢。

死战平壤，左宝贵断肠

8月1日，清廷对日宣战。

日本大喜过望，亦于当日宣战。

战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袁世凯引燃的。

虽说谁也无法阻挡日本并吞朝鲜的脚步，但没有袁世凯信誓旦旦的保证，李鸿章也不会下定决心派兵。而清军不入朝鲜，日本就打不成《天津条约》这张牌。在俄国眼皮底下悍然侵朝？天皇还得掂量掂量。

当然，大头也是受害者。所谓“天朝尽管戡乱，日方绝不插手”的假消息是日本间谍放出的，为了制造和谐的出兵借口，倭寇确实绞尽脑汁。

这样一来，不管日本在朝鲜半岛东海岸卸了多少兵，也只有正面推进，从鸭绿江打进中国。

而只要拖上三四个月，冬季到来，渤海湾就会封冻，鸭绿江两岸的气温也将骤降到零下二十多摄氏度，耗死日军并非难事。

控而不发、保船制敌的根本目的是将日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毕竟日本的经济实力有限，还因连年扩军负债累累，李鸿章又落井下石地命各海关停止进口日货，这对主要以中国为商品输出国的日本而言，可谓釜底抽薪。

日本利在速战，而血气上涌的光绪极其配合地认为宣战已刻不容缓。慈禧觉得日本连英国人（怡和洋行）都敢惹，基本属于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也力主开战。

更糟的是货币。中国用银，朝鲜用铜钱。战火一起，银铜比价大跌，银子在朝鲜的购买力仅相当于国内的一半。李鸿章不得不一边部署军事，一边从国内运铜去朝鲜就地铸钱、平衡物价。

其实，清军并非毫无胜算。

李鸿章最引以为豪的不是北洋水师，而是倾二十五年之力，苦心打造的北洋海防系统。

除了旅顺港和威海卫，还有天津的塘沽口。三大要冲，互为掎角，固若金汤，拱卫京师。

依托这套完善的海防工事，李鸿章的方略明白无误：战略上取守势，战术上派北洋舰队巡游渤海、黄海，威慑日军，使其不敢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发动奇袭和登陆。

首先是交通。朝鲜一公里铁路都没有，大清国全境也只有四百公里，这还得算上刘铭传在台湾修的一百公里。往朝鲜方向的铁路只通到山海关，出了关，清军必须步行开往战场，辎重转运全靠畜力。

日本的铁路则早已超过三千公里，加上海运，行军速度远超清军。

当然，中方也可海运，在威海上船，横穿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岸，但这样做的结果丰岛之战已经告诉读者。

日军的优势在于既可利用快船骚扰朝鲜半岛西海岸，又能在北洋水师作战半径之外的东海岸登陆，对驻朝清军实施南北包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