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当然清楚曾国荃的心思。他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拖了几个月，终于挨到曾国荃攻占金陵。

曾国藩颇为感动，在李鸿章前来拜会时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他上前用手挽起准备行参见大礼的李鸿章，道：“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确实长袖善舞，可问题是洋人不吃这一套。

诚？对不起，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

诈？世界是平的，今天你骗了我，明天我反应过来举着《万国公法》来找你算账。

归根结底，没有实力作后盾，再高明的裱糊匠面对一座千疮百孔的房间，也只有左支右绌，苟延残喘。

类似的抗命不止一次，若论辜恩负义，李鸿章绝对榜上有名。

问题是他立场虽坚，表面上却一口一个“吾师”，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地顶撞曾国藩，把“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的高帽子一送，曾立刻没了脾气。

然而，知退方知进。没有全局观，何谈大智慧？

为了争得平定洪杨之乱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曾国荃便孤军挺进到南京城下，结果打了三年还没攻下。

清廷等得不耐烦，命李鸿章会攻。

无用之用是为大用。当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崩塌时，所有人都是受害者，都要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

诚心做事是对抗社会不公的唯一救赎。只要有事可做，有目标可循，坚韧不屈地走下去，终有一天会取得应有的成就。

李鸿章处世，以诚为本，参之以诈，对付中国人绰绰有余，甚至其师曾国藩也要让他三分。

同治二年（1863），李鸿章攻打苏州（太平军），其间收到曾国藩的调令，要拨猛将黄翼升去河南助战。

李鸿章战事吃紧，拒绝奉命。曾国藩大怒，以“参办”相威胁，谁知自己的得意门生竟无动于衷，把《挺经》打得收放自如，只好作罢。

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这是《中庸》里的教诲，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

天，是诚的，故能造化万物，生生不息。人，要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以接近天道。诚，具体到人事便是诚信待人，诚心做事。

曾国藩驭将，最贵推诚，认为“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jié，揭人之短）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

道理天花乱坠人人会讲。就像一些官员，明明自己就是历史的阻碍，还大谈历史；一些商人，吃喝嫖赌全占，还自诩信佛一样。让人不得不感叹：说谎的最高境界果然是把自己都骗了。

李鸿章：“门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

曾国藩五指捋须，良久不语，慢慢才开口说：“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

李鸿章一想不对，马上改口：“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

曾国藩：“依我看，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人，洋人想必亦同此情。圣人说忠信可行于蛮貊（mò，蛮族），断不会有错。我们现在没有实力，你再怎么虚强造作，他也看得明明白白，都不中用。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虽占不到便宜，或也不至过于吃亏；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于过远。想来总要比痞子腔靠得住些。”

历史，只有人名是真的；小说，只有人名是假的

1870年，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赴任前与曾有过一次深谈。

曾国藩：“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要冲。今国势消弱，外人正联手谋我，小有错误，即贻误大局。你同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

李鸿章：“门生正是为此，特来求教。”

曾国藩：“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

据历史学家唐德刚回忆，日本侵华时，抗日阵营里除了少不更事的学生和热血沸腾的军人，还有一些失意的政客和趁乱打劫的势力，喊抗日口号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倒蒋。

先利用外患亡了蒋介石，让大家出口气再说。

故陈布雷曰：“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

当然，坐失战机，北洋毕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因此而苛责李鸿章，也不客观。

伟人不过是在历史长河中的游泳健将，他们创造了世界纪录，赢得了喝彩和荣誉，并因此名垂青史。

但与长河的流向，基本无关。

由于西方列强乐见中日互斗，迷信调停的结果是只等来俄使的一张空头支票，事后还发现其助人为乐的高尚行为并未得到沙皇的许可。

读史的角度是一种全知视角，经常某人这一页还很嚣张，下一页就挂了。而一旦了解了前因后果，便很难用怜悯的态度去客观评判置身于史海之中的人物，只是下意识地认为其选择很愚蠢。

李鸿章退让求和，一是清楚打不过，二是俄使给了他虚幻的期待，自觉能以夷制夷。

不可“衅自我开”也是老传统了，两次鸦片战争教训深刻，要么不打给点小钱，要么打输赔光家底。

正如长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喊打的也不一定都爱国——往往可能在误国。

李鸿章交涉了一番，发现日本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转而求助列强调停。

身处一线的袁世凯却已看出：再怎么调，日本也不会停了。于是，他致电驻守牙山的叶志超，希望其散播将进军汉城的风声，这样自己对日交涉也有所倚恃。

无奈叶志超怕刺激日本人，并不响应。

其实，武力控制朝鲜是日本的既定国策，非口舌所能争。袁世凯一再提醒李鸿章事态已发展到实力较量的阶段，自己坐困愁城于事无补。而且，传言大鸟准备派兵押解自己出境，果真如此则使国家蒙羞。望容回国禀商，请兵伐朝。

可惜，李鸿章非但不抢占军事先机，还电令大头“要坚贞，勿怯退”。

大军压境，起义军内部分裂，全琫准同政府议和，于6月12日退出全州。见动乱趋于平息，袁世凯电告李鸿章暂缓增兵，并会晤大鸟。

结果就让鸟人给忽悠了。

大鸟说，我国政府对朝乱估计过重，才派我率兵前来。我年逾六旬，早过了惹是生非的年纪，愿和你共同约定，各自尽力，阻止两国向朝鲜增兵。

结果是，清廷不增兵了，日本兵倒像赶集似的蜂拥而至，到六月底已有陆军万人，军舰七艘，集结在仁川一带，向汉城挺进。

同时，大鸟一脸小人得志的表情，向清廷提出“共管朝鲜”的要求。还威胁说，我方决不撤军，要是清廷不同意共理朝政，日本将独力进行。

袁世凯请北洋调兵赴朝平乱，李鸿章顾虑到有《天津条约》在，如中方出兵，则日方也可出兵，犹豫不决。老狐狸伊藤博文通过各种渠道暗示：中国可以放心大胆地代韩戡乱，日本绝无他意。

袁世凯在多方刺探后，也向李鸿章打了包票。

于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1836—1900）在李鸿章的派遣下，率兵两千，开赴朝鲜。

事实上，接到照会的前一天，日本即以护送公使大鸟圭介返任为名，派出四百精锐随其赴朝。

6月10日，大鸟抵达汉城，清军也到达距汉城七十公里的牙山驻防。

弹压已不见成效，崔海月在忠清道组织了规模上万的集会，一副“杀了崔济愚，自有后来人”的架势。

李熙畏葸不前，袁世凯主张剿抚并用，一面派重臣去各城镇裁汰贪官、取缔苛政，一面调军队前往造势、备剿。

分化瓦解之下，东学党运动暂时陷入了低潮。

然而，来年三月，全罗道农民全琫（b ng）准发布了《白山檄文》，提出“斥倭斥洋，尽灭权贵”的口号，宣布起义。

农民军声势浩大，在儿童节这天攻占了全罗道首府全州，东学党也鼓噪呼应，局面逐渐失控。

这起惨烈程度直追印尼屠华的流血事件，究其原因无非一句话：你自认为只是路过来加煤，人觉得你跋山涉水来示威。

在李鸿章的助手、法学家伍廷芳的策划下，“长崎互殴案”打起了国际官司，最后以日方赔偿中方四万元了结。

1893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运动，衔恨已久的日本终于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契机。

东学党不是东林党，而是一种宣扬平等、号召排外的民间宗教团体。第一任教主叫崔济愚，确实在精神层面接济了许多饥渴的愚人，使东学党发展壮大，也使自己引起了政府的恐慌，惨遭逮捕和杀害。

第二任教主崔海月为了这事天天带着一帮教众上访，为崔济愚伸冤。当时又没有截访公司，李熙被搞得头比袁大头还大。

冲突发生后，日本要求中方限制船员登陆，丁汝昌遂下令水兵7天168小时都待在船上。

时值八月，天气闷热。到了周日，水兵们待不住，纷纷请假要求外出，英国人琅威理（北洋水师副提督）也替水兵说情，总算从丁汝昌那争取到半天假期。

结果就出事了。

这次的规模绝对不是斗殴而是混战，视觉效果堪比《古惑仔》。一千多日本人有组织有预谋地上街封路，看见中国水兵就砍，兔起鹘落，刀法娴熟，以无厚入有间。

即使你练过胡家刀法，扛住了刀客的袭击，也躲不过祸从天降。一些恶劣的日本人喜笑颜开地在沿街的楼上泼开水、扔石块，水兵猝不及防，伤亡惨重。

又念叨了一通安装说明，看得人都快睡着了，才在结尾道出真实目的：申请一些采买快炮的经费。

东学党起义

历史的转折点就此钉在了1886年。

这一年，有的国家为了三公消费挪用了军款；有的国家受到刺激奋起直追。仅仅八年时间，结果大相径庭。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其实就八个字：万方有罪，罪在体制。

回到长崎现场不难发现，所谓的“互殴”，偶然中隐含着必然。

几个水兵上岸购物，一个日本警察毫无缘由地上前阻止。语言不通，水兵以为受到侮辱，扭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