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看上去不再是荒诞的，而是可怕的。对此加缪在自己的生活和纪事体小说《鼠疫》中想要给出的回答是：进行反抗。荒诞的人，无论是默尔索还是《西西弗的神话》里的那些抽象人物，已经被现实生活中的事件、被一个人置身于法国和欧洲动荡历史时期的思考所超越。谁要是思考一下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会被许可，思考一下摆脱传统道德、建立新道德的双重诱惑，谁就会意识到“我们不能绝对地取消价值判断，这就是对荒诞的否定”。在审美方面，无论是作为职业写作还是作为艺术创作，加缪都始终坚持自己的追求：做一个“在每部小说里运用不同风格的作家”。《鼠疫》平静而开阔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局外人》的那种简练与干涩，就像是湍流进入了平静的湖泊[...]

读《鼠疫》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它既是对一次流行病的叙述，也是对纳粹（以及一切极权制度）占领状况的象征表现，同时还为关于恶的形而上学思考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

加缪曾在笔记中写道：“荒诞不能教给人任何东西，这个理解是决定性的进步。”几个月以后，荒诞已经只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理由”了。可是这个理由对于他有何用处呢？“我很清楚荒诞思想（即使是审美意义上的）最终会通向绝境，而人能不能活在绝境中呢？问题就在这里。”里厄、朗贝尔、塔鲁、帕讷卢和加缪本人都找到了反抗之路。书不仅仅是写给读者看的，它还记载了作者的心路历程，不过需要注意马尔罗曾经提醒过的危险：如果一个作家想要作出什么结论，提供某种道德观的话，他的小说艺术就会枯萎。

《鼠疫》中塔鲁这一人物就代表了主张非暴力、不参与斗争的这批人。在维瓦莱高原，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在救援遭受迫害的人。在寓意小说《鼠疫》中，加缪所喜爱的那些人物立刻都参加到了抵抗鼠疫的斗争中，他们中既有里厄医生，也有稍后加入的帕讷卢和朗贝尔等人。加缪暗示了大多数人的观望态度和他本人对此所持的现实态度。他的心态和处世艺术也在于宽容地去理解他人。在决定加入抵抗之前，他本人也曾像小说人物朗贝尔一样犹豫过，朗贝尔想逃离奥兰，加缪则渴望回到阿尔及利亚。

1940年的那个和平主义者加缪消失了：“事实上，我们需要很多天时间才能意识到我们置身于一个没有妥协余地的处境之中，诸如‘和解’、‘优待’、‘例外’之类词汇都失去了意义。”

但是加缪通过这篇文章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鼠疫的内涵非常丰富：德军的占领、恐怖、痛苦、死亡、流放、囚禁。加缪也想把亲人间的分离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来表现

“十九世纪的博物学家会这样写：‘一座桥横跨在河面上。’加缪先生拒绝这种类型的拟人化手法，他会写：‘在河面上，有一座桥。’”还有更好的例子：“人们说勒纳尔的语言到最后总是‘母鸡下蛋’这样完整的句子，而加缪先生和许多当代作家则可能写：‘有一只母鸡，它在下蛋。’

他开始构思一部表现范围比《局外人》广阔的小说、一部纪事体的作品，他将在其中描写一群面对荒诞世界的反抗者。

说到底，默尔索是无法被完全解释清楚的，正如《局外人》的深层含义无法被说清楚一样。我们既不能将这部小说归结为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想要除掉阿拉伯人的企图，也不能将其归结为原籍欧洲的阿尔及尔人对当地气候的不适反应。一部成功的伟大小说能够激发各种意义的阐释，甚至它的创作者也常常无法解释清楚。有时候，对于一部随笔集的阐释也是如此

加缪也想到了帕斯卡尔·彼亚。这个朋友与默尔索一样，并不是从高处俯视传统习俗，而是置身于它们的边缘。加缪创作这部小说时曾受到现实生活中各色人等的启发。

荒诞的创造”一章的第一节用于讨论哲学和小说。他没有声称自己在研究哲学，至少不完全是。他在随笔集的导言中点明了写作思路：“本书要讨论的是散见于本世纪各时期的一种荒诞感，而不是某种当今尚不为人所知的荒诞哲学本身。

这种为随笔下定义的方式很有趣：首先是美，而不是真。

局长正式通知他阿尔及利亚总督先生已于1940年1月9日签署决定，根据1939年8月24和26日颁布的有关法令，中止《共和晚报》的出版。加缪在通知书背面签了字，禁令的法律权威以及一堆无用的文件得到了尊重。在此之前，《阿尔及尔共和报》已经于1939年10月28日在出了第387期之后“暂时”中止了出版。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一段非同寻常的生活，并且形成了一种自己的新闻道德观。在参与创办两份特殊的、像一对年迈夫妻一样先后夭折的报纸的过程中，加缪度过了一段苦涩、幸福、清醒和荒诞的时光。

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不是对某个人、某个团体、某种教义的虔信，甚至也不是对某个阶级、某个政府的虔信。”加缪拒绝从属于某个政党或者组织：“只有当我们对改善所有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作出思考和行动，并且使经济集体化的时候，才可能出现社会主义。”他相信有可能建立起一种既不是由工人国际法国分部也不是由共产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