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你认为爱情的东西只是一种暂时的痴迷。它会很快过去的。我会来帮你的。我会把你从这荒唐的情感里拉出来的。”

为了掩饰哭肿的眼睛，她在眼睛下面涂了一层厚厚的粉。看见她尽管痛苦，但在用心避免说一些会伤害我的话，感受到她的怜爱，极大地增加了我对她的信任，以至于我感到，惟一能把我从痛苦里解救出来的东西就是茜贝尔的坚决，我决定乖乖地去做她说的每一件事。于是，当我们就着白奶酪、橄榄、草莓酱吃着新鲜面包时，我们立刻达成协议，那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家，必须很长一段时间不来尼相塔什，不走进这里的街道。我们宣布，绝对禁止走入那些红色和橙色的街道……

不等我回答，她就开始哭了起来。我搂住她抚摸她，却让她哭得更厉害了。我带着一种比爱情更为深切的友情拥抱了我的未婚妻，我对她充满了一种深切的感激之情。茜贝尔哭了很久后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也睡着了。

她躺到了我的身边。就像一只乖巧的猫，她用那么真诚的一种怜爱和恐惧拥抱我，以至于我感到自己要做一件伤害她的事了，我为此感到了羞愧。然而爱情的魔鬼已经从阿拉丁的神灯里跑出来，它震荡着我的身躯，让我感到那将不再仅仅是我的秘密了

带着一种本能，我希望博物馆这部分的框架、背景、所有东西都是一种冷冷的黄色。而事实上，等朋友们走后不久，当我依然躺在父母的床上时，从于斯屈达尔山脊上升起的巨大太阳，让宽敞的卧室染上了一层深深的橘黄色。远处一艘大客船，鸣响汽笛穿过海峡向这边驶来

紫色的丝巾在若有若无的风中仿佛一只风筝，扭捏着一张一合、膨胀扭曲着慢慢飘落下去。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茜贝尔在阳台上看丝巾飘落时的样子，因为这是我和未婚妻最后的幸福记忆。

这套我度过了整个童年和一生的单元房里，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和色彩，而这在某种程度上和我失去了自己整个世界的情感是吻合的，因此和茜贝尔跳舞时，我使劲搂着她。因为我的忧郁持续了整个夏天，也因为我的酗酒习惯在夏末也传给了她，因此我亲爱的未婚妻也像我那样摇晃。

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夏天的夜晚从海峡吹来的东北风，让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天井里的枫树叶，发出了从我儿时起就熟悉的可爱而温柔的沙沙声；天色渐暗时，燕子们在20世纪30年代盖的公寓楼和清真寺的上空鸣叫着飞过；没去别墅的尼相塔什人家里的电视光亮随着夜幕降临而变得更加明显；一个无聊的年轻女孩出现在一个阳台上，随后一个不开心的父亲出现在了另外一个阳台上，他们茫然地盯着街上来往的车辆看了一会儿；而我，就像欣赏自己的情感一样，欣赏着所有这些景致，我害怕自己将永远无法忘记芙颂。我坐在自家阳台的阴凉地里，一边静静地听别人闲聊，一边不停地喝酒。

最糟糕的是，半夜里从痛苦中醒来并且无法再入睡。那时我会起来喝拉克酒，因为绝望我会再灌下几杯威士忌或是葡萄酒，我会想关闭自己的意识，就像关掉一个让我不安、无休止发出噪音的收音机一样。有几次，半夜里我拿着拉克酒杯，用母亲的旧纸牌算了命。有几个夜里则是用父亲很少用的色子——每次都想这是最后一次——掷了上千遍。酩酊大醉时，我会从自己的痛苦里得到一种奇怪的乐趣，带着一种愚蠢的骄傲，我感觉自己的境遇可以被写成小说，拍成电影，排演成歌剧

为了能让人在每个时刻算命，真主为我们传递来了各种信号，世界、人生、一切都与这些信号融合在了一起。我会说“街上开过的第一辆红色轿车如果是从左边过来的话，我将从芙颂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如果是从右边过来的话，我还要继续等待”

但是，这些乐观的时刻不会持续很久，不到一天，思念就会变成一种痛苦，两天后则会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煎熬，那时我又需要去迈哈迈特公寓楼了。一走进房间，我会去找一样让我想起和她并排而坐的乐趣的东西，比如茶杯，一个被遗忘的发卡，尺子，梳子，橡皮，圆珠笔，或者在母亲扔在这里的物件里找到的一些芙颂曾经抚摸过、把玩过、留下她手上味道的东西，我会让和它们有关的记忆一一重现在眼前，以此来扩充我的藏品。

乐队奏响的《玫瑰和嘴唇》，或是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播放的音乐，在潮湿的夜晚穿行在无声无息的树叶之间时，就像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抱着她那样，我会用一种发自内心的保护欲、一种分享的乐趣和友情的力量，拥抱我亲爱的未婚妻

但是我见到的不是芙颂，而是茜贝尔。我完全被自己的痛苦俘获了，以至于当公司里的人全都走掉，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时，我立刻明白，那会让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送进了太空那无尽黑暗里的小狗那样孤独。等所有人走后我叫茜贝尔来办公室，给了她一个我们重新回到“订婚前的性习惯”的印象。

这句“像所有人一样”的话差点让我气疯。刹那间我想立刻开除他，但我害怕他的鲁莽。我感到脑子的一部分已经完全不转了，因为爱情，因为嫉妒，不管是因为什么，我已经无法正确评估发生的一切了。当我像一个被卡在陷阱里的动物那样忍受巨大痛苦时，我极其清楚地意识到，惟独看见芙颂我才能好起来。我什么也不在乎，因为反正一切都是极其多余和粗俗的。

爱情的痛苦又加上了我犯错的羞愧。回去的路上尽管我已酩酊大醉，但我还是自己开了车。在伊斯坦布尔，尤其是在海滨大道上，沿着城墙开车，从十八岁起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莫大的乐趣，而现在由于我心里的灾难感，这种乐趣变成了一种折磨。城市也仿佛失去了它的美丽，一路上我猛踩油门只为了逃避它。在埃米诺努，当车从新清真寺前面的行人天桥下穿过时，我差点压到了路上的一个行人。

最终因为无法忍受爱情痛苦而上吊的诗人，在明白永远失去了一生的爱情后，在《奥雷莉娅》一书中说，从此生活留给他的仅仅是一些“粗俗的消遣”。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我觉得没有芙颂的日子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粗俗、平庸和毫无意义的，我无法从这种感觉里摆脱出来，我对造成所有这些粗俗的人和事感到愤怒。但我始终没有失去最终找到芙颂，甚至拥抱她的信念。这种信念既让我好歹活着，也在延长我的痛苦，就像后来我带着悔恨想到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