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格兰特，劳克林在纳粹党里也有崇拜者，他们效法他所催生的美国法律，订立了自己的法律。1936年，海德堡大学以劳克林是“美国种族政策高瞻远瞩的代表”为由，颁赠他荣誉学位，他也兴高采烈地接受。讽刺的是，最终劳克林却因罹患晚发性癫痫症，晚景凄凉。他在专业生涯中时时刻刻倡导要对癫痫患者施以绝育，声称他们是遗传性的“退化者”

印第安纳州是第一个制定这种法律的州，许多州群起仿效，最终美国一共有30个州制定了类似的法令，到了1941年，美国约有6万人被强制绝育，其中加州就占了一半。这些实际授权州政府决定谁能生育、谁不能生育的法律，曾在法庭遭到挑战，但在1927年，最高法院在具有代表性的嘉莉·巴克（Carrie Buck）一案中，支持了弗吉尼亚州的法令。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决议书是这么写的：

为了全世界着想，最好不要等退化者的子孙犯罪后才将他处决，或是让这些人因低能而饿死，社会可以防止这些有明显缺陷的人传宗接代……三代的低能儿已然足够。

绝育的做法在美国之外同样盛行，不仅在纳粹德国，[...]

夏普是效率超高的说客。1907年，印第安纳州通过史上第一条强制绝育法，授权对证实为“罪犯、白痴、强奸犯与低能儿”的人做绝育手术。

让适合的家庭生育更多小孩，让不适合的家庭少生小孩，这就是节育的主要议题。

高尔顿引进“优生学”一词（eugenics，源自希腊文，字义为“生而优良”［good in birth］），用以描述将基本的农业育种原则应用在人类身上。后来优生学指的是“自我导向的人类进化”（self-directed human evolution），优生学者认为，只要刻意选择谁该生小孩，就能消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所忧虑的“优生危机”。他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当时所谓次等血统的生育率高，而优秀的中产阶级则通常是小家庭。

高尔顿所倡导的这种优生观念后来被称为“积极优生”（positiveeugenics），亦即鼓励遗传因子优秀的人生育子女；但是在美国，优生运动却偏向于“消极优生”（nega[...]

高尔顿对量化的热情，使他获得现代统计学的许多基本原理，引导出一些高明的观察结果。例如，他会测试祈祷的功效。他想如采祈祷有用的话，最常祈祷的人应该占有优势，为了测试这个假设，他开始研究英国君主的寿命。每个星期天，英国国教教会在做礼拜时，都会按公祷书恳求上帝“赐予国王∕女王天恩，使之万寿无疆、福禄双全”。高尔顿推论，所有的祈祷的累积效果应该很有用。事实上，祈祷似乎没有效：他发现英国君主平均比其他的英国贵族早逝。

我赞叹的目标就站在树下，左顾右盼，跟期望赞美的女士一样。这时我突然看到我的六分仪，我灵机一动，开始从上下、交叉、对角线等各个方向观察她的体型，为了避免任何错误，仔细地把数字写在一张草图上；等写好后，我大胆地拿出量尺，开始测量我和她站立的地方相隔的距离，在获得底长和角度后，我利用三角法和对数法得出了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将相同的逻辑套用在人类身上。他们环顾四周，发现所见令人忧心。循规蹈矩、注重道德、工作勤奋的中产阶级，繁衍速度远不及肮脏、不道德又懒惰的下层阶级。他们认为，守规矩、注重道德和勤劳的美德，就跟肮脏、放纵与懒惰的恶习一样会世代相传。这类性格必定具有遗传性，因此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道德”与“不道德”只是达尔文的两个遗传变异而巳。如果低下阶层的繁殖速率比高尚阶级快，那么人口里的“坏”遗传因子将会增加。人类将会毁灭！人类会逐步迈向堕落，因为“不道德”的遗传因子将愈来愈普遍。

如果所有基因都排列在染色体上，而所有染色体都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许多性状必定会一起遗传。不过这跟实验结果不符，染色体似乎不足以解释我们在大自然中观察到的变异。后来，摩根这位精明的实验主义者，想出一个方法来解决这种差异。他转移目标，拿果蝇（Drosophila Melanogaster）来做实验，从此这种单调的小生物就成为遗传学家的最爱。

他精密的实验与复杂的定量分析远远超越时代，直到20世纪，进入20世纪后科学界才赶上他的脚步。三位对类似问题感兴趣的遗传学家，重新发现孟德尔的研究，并且掀起一场科学革命。科学界终于准备好接受这位修士的豌豆实验。

他做了简单的实验：把好多代的老鼠尾巴切断。根据达尔文的泛生论，没有尾巴的老鼠会制造代表“无尾”的微芽，因此它们的子孙应该会出现尾巴严重发育不全甚至没有尾巴的现象。魏斯曼证明了即使把许多代老鼠的尾巴截断，最新一代的老鼠还是会长出尾巴。至此，泛生论终于溃不成军。

在先成论风行的年代，对今日所谓的遗传疾病有诸多解释。有时它被视为上帝的惩罚，或是妖怪与魔鬼的恶作剧，有时则被视为是父亲的“种子”过多或不足或母亲在怀孕时有“邪念”所造成的结果。拿破仑曾立法允许准妈妈当扒手，考虑的前提就是孕妇因无法实现欲望而感到压抑或沮丧时，有可能造成胎儿畸形。

早期的生物学家未能分辨“遗传”（heredity）与“发育”（development）是两个本质迥异的过程。今日我们已经知道受精卵含有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传信息，可以决定这人是否会罹患紫质症之类的疾病。这是遗传。其后运用遗传信息的过程才是“发育”，亦即一个简单、基本的细胞（受精卵）发展成全新个体的过程。

近亲通婚可能导致遗传疾病，哈布斯堡皇族就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哈布斯堡皇族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位君主查理二世（CharlesⅡ），不仅有堪称典型的家族唇型（他甚至无法自行咀嚼食物），还全身残废，尽管结过两次婚，都无法生下任何子嗣。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了解细胞的基本机制，也知道DNA序列的4个字母，如何通过“基因密码”转译成蛋白质的20个字母。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开始掌握操纵DNA与读出碱基对序列的技术，这门新科学又呈现一波爆炸性的成长。我们不再只是旁观大自然，而能实际插手生物的DNA，也能实际解读生命的基本蓝图。这开启了崭新的科学视野：我们终于能够对付从纤维囊泡症到癌症等不同的遗传疾病；运用DNA指纹技术来促成刑侦案调査的革命；利用以DNA为主的方法来研究史前时代，大幅修正我们对于人类起源的看法，包括我们是谁、从何而来等问题；我们也能以先前梦想不到的有效方法，改良重要的农作物品种。

但是，DNA革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