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指出，麦克尤恩的创作有操纵读者的倾向，有时候他会隐瞒部分信息，延迟揭示真相的时间，吊足读者的胃口，或是令他们大吃一惊。这种做法保持、加大了故事的张力，是不错的叙事策略。但是它并不总能令那些机智的读者满意，有时反倒令他们产生抵触和厌倦的情绪。如同一场发生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智力角力，麦克尤恩未必总能获胜。虚构对于作家来说，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答案一定是不同的。对麦克尤恩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侵略性、冒犯性的操纵。

而且如果我们非要问，集体无意识中残余的恶与“我”的个人创伤之间，到底存在着多少关联，又为什么可以打通呢？把所有模糊含混的东西，都推给弗洛伊德、荣格和坎贝尔，是否能解决一切问题呢？

。村上春树的小说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的大多小说使用了一种“英雄历险”的故事模型，主人公离开熟悉的环境，在奇幻的时空里开始一场历险，其结局普遍以历险结束、英雄回归而告终。这种故事模型源自蕴藏在不同文化的神话里，深植于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因而“英雄回归”作为故事模型的一部分，早已为读者所接纳，感觉顺理成章。

弗兰岑为沃尔特设置了一个年轻貌美、一往情深的完美情人拉丽莎，这样一来也就很难使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问题，只能通过强劲的外力将两人分开。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车祸应运而生，这样的情节设置非常功能性，为的就是带走那位完美的情人。它所导致的问题是，我们会觉得弗兰岑对拉丽莎这个人物缺乏尊重。她被圈禁于沃尔特的世界之中，作为给他带来快乐或者悲伤的一种客体而存在，无法彰显个人意志，更没有所谓的“自由”。

长篇小说以其特有的形式，赢得了一种挣脱故事的自由，即结尾的解放。但是电影出现以后，人们的阅读习惯也在发生改变，因为电影的结尾更接近于故事的结尾，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电影的观看方式决定了它是线性的、是因果的，时间的不可逆性逼迫影片在最后30分钟里交出一个统摄整个作品的意义。这种要求也渗透到了小说领域。短篇小说的结尾变得越发重要，即便作为长篇小说，如果它遵循传统的故事逻辑，读者对结尾的期待，也远比古典小说的时代要高。

更重要的是，《战争与和平》是由多条线索交织的，主题也不止一个，所以我们并不会聚焦于主要人物的“下场”。而《革命之路》只有一条线索，它所关心的就是在两个主人公之间的矛盾冲突将会把他们带向何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结尾就显得极其重要，几乎是决定性的。

文体来说，通常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的结尾更为决定意义的表达。即便同样是长篇，篇幅较短的长篇和篇幅较长的长篇相比，结尾对意义的彰显也显得更加重要。对于《战争与和平》这样人物众多、线索纷繁的巨著来说，结尾所呈现的意义是有限的。

而这正是弗兰克·克默德试图为小说这一体裁拴住的题中之意：“为了理解生活，（当我们深陷其中时）我们需要关于开头和结尾的虚构。（我们需要）虚构来将开头和结尾连为一体，并赋予两者之间的那段岁月以意义。”

等到最后女主人公的所作所为酿成大祸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成了她的共谋，对男孩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为什么没有制止这个疯女人？我们当然无法制止她，因为我们一直躲藏于她意识的幽暗角落里。这种愧疚感，正是限制视角所带给我们的奇妙体验。在詹姆斯身后的一个世纪里，不可靠叙事已经成为常见的叙事策略，读者逐渐学会对叙述者保持警惕，也能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认知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一道裂缝。但《螺丝在拧紧》里的不可靠叙事者是走得最远的那种，她的认知与真相之间并非裂缝，而是一道鸿沟。正是她的“不可靠”，使故事得以发生。她的谬误与幻觉是一种古怪的才华，富有激情和创造力，为我们贡献了这场惊悚刺激的盛宴。

从上面三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亨利·詹姆斯通过固定叙述视角，选择了明确的“意识中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叙述视角所造成的局限来推进叙事，或者说，主人公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来自自身对事物的认知偏差和片面。

亨利·詹姆斯用这些环绕着伊莎贝尔的人物，构建了一圈包围在伊莎贝尔个人意识之外的黑暗、未知之地，也就是伊莎贝尔的盲区，她需要用不断拓展的认知去照亮它们，而小说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个过程。如果将视角固定于伊莎贝尔，没有周围的这一圈边界，表面看起来她的自我意识被更加放大，但因为读者没能看到这个探知和照亮的过程，反而对那种无限大的意识的真实性产生怀疑，进而无法见证伊莎贝尔的变化和成长。

一个小说最后只是想表达命运弄人是不够的，这是一个苍白的真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提，小说应该关注的是人如何与弄人之命运搏斗。

亨利·詹姆斯对于小说中叙事视角的发展具有卓越的贡献。他曾在为他的纽约版小说所写的序言里提出，在小说中，将视角局限于单一的“意识中心”，是完美形式的一个基本要求。

叙事视角这一概念在现代小说里的强调，正是出于一种承认世界之纷繁复杂，我们无法认识其全貌的谦逊，同时也是来自一种我们可以通过有限的故事碎片从更深的层面了解世界和他人的自信。世界是无序的，但是视角用其透明的强力为我们建立了一种秩序，它是作者意志的体现。

这正是顿悟式小说的奇妙之处，顿悟使我们脱离了主人公，也脱离了以他为中心构建的小说。主人公是某种意义上的引路人，就像《大教堂》里的盲人，我们因他而踏上旅程，但是在最后时刻他却消失了。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声音和思考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被我们所抓住的意义带着飞离了地面，升入高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