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人类贪婪地进行种种冒险活动，是因为他们没有敬畏之心，不相信有终极审判这回事。她对女主人公暗含一种严厉的审视，只有在最后一刻的顿悟之中，女主人公的认识才无限向她靠拢，达成了某种一致。那时女主人公已经跳出了自身的处境，不再为个人的安危而担忧，她想到的是整个人类所具有的一种本性。而这种认知的迁移和跳脱，是通过“南极”这一意象实现的。如果没有“南极”，女主人公从个人想到人类，将会显得突兀和刻意，小说的教化意味也会变得非常浓郁。这也是书写“顿悟”时需要警惕的事：顿悟必须从主人公的处境出发，必须是从她可以感知的事物漫溢出去。顿悟不是作者塞到主人公手里的小字条，也不是空泛的口号或者真理。

契诃夫笔下的人物经常有这种惊醒的时刻，忽然对眼前的生活有所省察。这种省察未必有用，但是因为这种省察所带来的冲击如此强烈，以至于无法被作为读者的我们忽略。就算结果证明主人公的省察并无用处，他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上，但是因为那个惊醒时刻作用于读者心灵的力道很重，无法撤销，所以最终的结果反倒没有这个惊醒来得重要。

在《刺杀骑士团长》里，有一个章节叫作“隧道”，讲的是主人公小时候因为意外失去妹妹，导致他对于幽闭的环境产生极度恐惧。当它作为独立的故事，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时候，几乎可以作为一个动人的短篇小说来阅读。但是放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它的功能性非常明确，用以阐明主人公的心结是什么。最终主人公在历险中所面对的最大考验，并不是如何打败敌人，而是如何战胜自我的恐惧，钻进幽闭的洞穴，泅渡黑暗的隧道，然后重新返回现实世界。但是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的幽闭恐惧症显得孤立于他的人格存在，并没有造成特别大的现实困扰。按理说，他自己对此并没有洞察，但是为了呼应后面的情节，村上必须让主人公把它提前讲出来。这会使我们产生一种感[...]

他在小说里，广泛地使用了“英雄历险”的神话模式，同时，他也将这种外部的历险与主人公的精神旅程所对应。外部历险使主人公的内心困境得到解决。村上相信，事出有因，而且通过那个结果必能找到一个导致它的原因，因而他的小说总是带给我们心灵的抚慰。某种程度上，我们等同于海灵格的治疗者，在经历完惊心动魄的仪式之后，终于找到了心病的诱因。于是我们终于可以放下了，因而感到释然。

在小说里，人物的内心世界，也需要通过某种外化的矩阵得以展现。一味地进行心理剖析是无效的，我们必须借助其他人物在舞台上的表演，来揭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一种更加受到视角限制的小说里——比如说第一人称叙事，或者紧贴着主人公的第三人称叙事里，整个外部世界可以看作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映照。我们为什么让他看到这个，而忽略那个，我们为什么让他深切地参与这段关系，却对另一段关系置身事外，这些都是根据人物内心的需要而安排的。

心理学家罗洛·梅认为，最可怕的魔鬼是那些没有名字的魔鬼，最大的恐惧来自我们并不知道恐惧的原因。疾病也是同样。一旦它被命名，得到确认，威力就变小了。

不过《嫌疑人X的献身》或许可以带来一种启示：在大众小说里，人物往往会更加绝对和彻底，他们带给读者的情感体验是相对单一和纯粹的。很多时候，这正是其力量所在，也是我们动容的缘由。

在这里，我们似乎默许了一种价值序列：流浪汉的生命较石神的生命而言，是低等的、次要的。我们几乎等于承认，流浪汉的生活，比起为伟大爱情献身的男主人公的生活，是不值得一过的。当然，法律最终伸张了正义，但是很多读者依然站在石神一边，甚至会去责怪靖子自首，破坏了石神的奉献计划。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和正义相悖的情感呢？因为石神的恶是被刻意忽略的，而善则被放大，被肯定和赞颂。这部小说里并没有真正的善恶较量，也没有反省、纠正和忏悔。

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主人公不是完美的，他的价值观当然一定会受到质疑和挑战。所以他需要“敌人”，但“敌人”并非恶人。来自“敌人”的质疑和挑战是一种馈赠，它将会为主人公加深对自己的了解并做出改变提供契机，而我们所渴求的真理也总是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现身。

整部小说，我们都在斯通纳的内部，它激烈而动人，但同时它也是狭隘的。它的狭隘来自单一的价值判断，也来自作者对于主人公的过度保护。

小说和耶茨的《革命之路》一样，也用了不小的篇幅展示夫妻之间的冲突，但是和《革命之路》里的爱波比起来，伊迪丝显得异常单薄。她缺乏自己完备的价值体系和诉求，摧毁主人公似乎是她人生唯一的目的。她是彻底的恶人。小说里从未有一个时刻，我们可以代入她的立场，去体谅她和同情她。其结果导致主人公也显得很被动，他的绝望变成一种自怜，试图博取读者的同情。

小说用大量的篇幅展现两人之间的争吵，那些对话像激烈的对垒，写得非常精彩，因为他们都拥有完备的立场和充分的理由，谁也无法说服谁。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物的冲突，同时也是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只有对手强大，才能凸现主人公的强大。爱波这个人物的强大，也使弗兰克的反抗更有力量。结尾的那个堕胎手术，预示着理想的流产，但它不是通过一种抽象的、象征性的叙述完成的，而是通过爱波这个女人，给自己换好衣服，用一堆管子和药剂为她那具鲜活的身体行刑来实现的。在这里，“理想之死”这个理念，有其依托，带来真切的剧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之所以成为最伟大的复调小说，正是由于它的任何一个声音都不能压倒另一个。它们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打败谁，因为每个声音的立场都很牢固，都在阐释一种存在的本质。

我们的同情不能均分，我们总是同情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多

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答案。对我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