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出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悲观估计，和民权生于民智理论的信念，维新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就明确提出：“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显然，在他们眼里，此时中国的老百姓，还只配接受明君贤相的统治。康门弟子说：“中国地大民众，变法甫萌，骤开议院，众盲同室，法且难变，故先生心在立宪，而行在专制，义在民权，而事在保皇，似相反而实相成，诚中国因时立宜之政体不得已者也。”

其三是因为变法过程中招致的各方激烈的抵抗，使维新派意识到目前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变法的人，这种时候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就有可能淹没在多数的反对意见里。“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康门弟子陈继俨的这句话，点出了他们的担忧。

其次是由于光绪皇帝出色的表现，大大地强化了维新派对依傍君权变法的幻想。以至于将明明不甚理智的光绪路线的变法，变成了维新派坚定不移、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选择。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种种表现，维新派似乎寻见了士大夫祖祖辈辈渴念已久的明君贤王，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贤君，自然可以完全地信赖，无论怎样强化他的权力，都只对变法有利。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康有为本人对于依傍皇权，自上而下变法的渴望，自康有为1888年以荫监生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以来，他一直就幻想着能有那么一天，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以君权发动变法，显然，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便捷的革新之路。鉴于洋务运动地方导向的局限，康有为不再把希望更多地放在开明的地方督抚身上，也不屑于像洋务运动那样搞一点一滴的改良，更不屑于像那些西化的前辈士人那样，满足于把才智提供给洋务派的官僚，甘于以幕僚终老。康有为等人一出山就是大手笔，无怪乎汪大燮说康“慑力胜人”。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努力。民权之说此时已经偃旗息鼓，谭嗣同与林旭想再提开议院之事，也被康有为所阻止。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剪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由民众“共立者”，就是所谓的君。《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与《湘报》上种种慷慨激昂的伸张民权的议论，更是向世人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和向往。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剪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在中国大地上的再现。尽管甲午战争后他们把向日本和向俄国学习作为当前的现实任务，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非是日本的二元君主制，而是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即所谓虚君共和。康有为的弟子说过：“先生为中国首倡民权之人，主行宪法，以维持于君民上下之间，故比较各国宪法之优劣，最醉心于英。”而他们心目中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则是比君主立宪更进一步的民主共和制。因此，康梁诸人不仅在“张三世”的进化理论中将太平世与民主共和制相联系，而且还在所谓《实理公法》中，按几何原理推出人类公理，判定“人有自主之权”为天经地义，并断言：“地球各国官制之最精者，其人皆从公举而后用者。[...]

清廷立宪的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谘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九年，1916年正式开国会。1910年，又在各方的压力下，将立宪期提前到1913年。只是由于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皇族又占7人，冷了多由汉人官僚构成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好事的还帮着起哄，于是，清朝结束了，小皇帝宣统还没懂事，就退到了皇宫里面做富家儿。

戏台上的百姓不识字的好处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其实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天上往下掉小米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囚，我独逍遥。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鬼哭狼嚎，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太深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我也曾有，但是我觉得希望还是有。你最后那个设想农民是不是要靠暴动来推翻农村的这种局面，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我下农村，感觉农村对暴动不是很强烈。农民怨气很大，但是由怨气到组织起来暴动，这个路还很漫长。我认为传统的农民一般是不会因为压迫太甚而暴动，而是因为统治没有规范而暴动。比如说征税很重，100斤的收成我征农民90斤，只要是今年90斤，明年90斤，以后还是90斤，他是不会搞暴动的，他会想办法增产、搞副业，农民最担心的是你今年征30斤，明年征40斤，最怕你今年征5次，明年征8次。农民如果不变成“流民”，或者叫“流氓无产者”参与，一般是不会暴动的。像大运动时期，全家全[...]

张鸣：这个问题提得特别专业。实际上，涉及到经济学、法学问题我解决不了。以前我是回避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不能回避了。实际上，法权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领导权就变成了所有权，土地的国家所有制是什么概念？实际上是在国有土地前提下，政府和大资本在剥夺农民，农民任何抵抗力都没有。私有化的时候把土地变成集体所有，后来又变成国家所有，法理依据何在？根本就没有道理，说不出道理，凭什么就剥夺了呢？这不是我们自愿的，我们说是欢天喜地解决贫富差距问题，而根本不是，实际上多数农民是不希望合作化的，他希望私有。现在从事土地工作的同志都不同意土地私有化，但就目前来讲，我觉得与其还让土地国有，不如私有化，至少让农民有一点权利[...]

我们的政权、行政机构已经公司化，已经是公认的，政府像一个公司。公司是趋利避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是要靠实力。

国家经济起飞了，农村反而衰败了。这些是内在的危机，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各种经济危机一个内在的需要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