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劳伦斯·杜勒尔从贝尔格莱德写给希腊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国家“环境非常不好——好比战争中期，人口过剩，贫困潦倒。至于共产主义——我亲爱的朋友西奥多，只要来这里稍作观察，就使人认定值得为资本主义而奋斗。虽然资本主义是黑暗的，而且充满血腥，但至少不会比现在这种惰性的、压抑的警察国家更灰暗、乏味和没有希望”。

当然南斯拉夫是另一个例外。直到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东欧国家中“最先进”的一个。铁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远胜于斯大林，在苏联集团里，他的目标瞄准更高的工业化投资比率。早在其他卫星国开始集体化以前，它就建成了7 000个集体农庄；战后的南斯拉夫在效率方面早就超过了莫斯科，它的压制机构无处不在。战争时代的游击队保卫机构扩大为全方位的警察网络，他们的任务，用铁托的话说，就是“对那些不喜欢现在的南斯拉夫的人，要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恐惧。”

随你怎么说吧——共产党人比你更聪明。他们有着宏伟蓝图，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那里人人各居其位……刚开始时，有人认为他们缺少田园诗般的气质，想离开这个国家。但田园诗的定义是让人人享有家园，那些想移民的人在内心里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他们走进了监狱，而不是去了国外。

——米兰·昆德拉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过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察：“在他们的议会辩论中，英国人很少对某一原则发言。他们只争论这样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并且用事实来表态赞成还是反对。”1950年，英国拒绝了舒曼的邀请，因为他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计划是没用的，再说他们也厌倦了欧洲大陆的长期纠纷。但英国这一远离欧洲煤铁同盟的决定，还是太出于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这是英国近年来的经历所造成的特殊结果。1952年1月，安东尼·艾登在纽约演讲，他在对听众总结英国的这一决定时说道：“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

947年4月，编辑、散文家西里尔·康诺利承认，当时大家心里都笼罩着一股消极情绪，通过对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比照可以清晰看出：

自我处于半压抑状态；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是男人和女人，而只是茫茫大众中没有性别、渺小而终日操劳且被高度法制化的一员，衣衫陈旧，手持配给证和凶杀小说，满心嫉妒，行事严谨，带着旧世界的冷漠——完全是一个缺少关爱的民族。而伦敦正是这一切情绪的标志，现在它是所有大城市中最大、最悲哀和最肮脏的一座，未经油漆的、一半空置的民居绵延数英里，肉店没肉，酒吧无酒。昔日的闹市生气了无，广场寒酸……在永远灰蒙蒙又低沉如铁盖的天空下，人们裹在破旧的雨衣里，在满是油污的小餐馆绿柳栅栏外，成群结队[...]

英国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同时还坚持维持自己的帝国地位，这激怒和惹火了美国人。然而在1950年，维护伦敦政府要比帝国的自我幻想或莽撞行事重要得多。让·莫奈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英国没有被入侵或占领过：“她没有必要抹煞历史。”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看作是一次民族调和与整合的契机，而不是像在海峡对岸的人们认为的那样，是对国家和民族结构的一次有害腐蚀。在法国，战争揭示了国家政治文化中存在的一切错误；在英国，战争看起来证实了其国家制度和习性中一切都良好、正确。对大多数不列颠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德国和英国之间展开的，英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并且是正义的一方。

这种使得英国能够[...]

当时，英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但也是世界范围内讲英语的帝国主义共同体的一部分。它和美国的关系又非同一般。英国人对美国态度矛盾——和他们自己的节俭生活相比，他们远远地称其为“奢华消费者的天堂”（作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雷语），但另一方面又因此心怀怨恨。两国政府不断标榜所谓的“关系特殊”式的信任。在某种程度上，这缘起于战争时期英国出席“峰会”的地位，在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英国是三大强国之一，也是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1952年英国成功进行了原子弹爆炸试验。同时，战争期间两国之间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多少也得归因于英国人对美国特有的优越感，后者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分裂出去的。

因此，在英国官员眼里，如果加入这样的经济组织，其成员国的经济前景又如此模糊，对英国来说可能会得不偿失。在舒曼计划出台的前一年，根据高级公务员的私下描述，英国的立场处于“对和欧洲长期经济合作毫无兴趣。那样一来，最好的可能是消耗我们的资源，而最差的话会严重损害我们的经济”。此外，必须补充的一点是，工党对加入某种形式的欧洲大陆组织十分焦虑，认为那会限制其追求国内“社会主义”政策的自由，这些政策和50年前建立工党的老工业团体的共同利益密切相关：在1950年，（短暂地）讨论是否接受舒曼计划时，代理首相赫伯特·莫里森对他的内阁解释说：“它毫无用处，我们不能那样做，达勒姆的矿工们不会答应的。”

但是再往北去，这一前景完全不同。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新教区（或是在一个德国北部新教徒如舒马赫的眼里），欧洲煤钢共同体带有一股权威主义气息。对于加入完全由天主教占绝大多数的新共同体，1948-1968年担任瑞典总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泰奇·厄兰德就如实表述过他自己的为难。得悉舒曼计划后的第五天，贝文的高级顾问凯尼斯·杨格在1950年5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虽然他总体上赞同欧洲经济一体化，但这一新计划可能“在另一方面……只是巩固天主教‘黑色国际’的一个步骤，我一直担心这是一股背后操纵欧洲委员会的巨大力量”。在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极端，也并不少见。

欧洲煤钢共同体不是一个“黑色国际”。它甚至都算不上是一个[...]

1949年10月30日，迪恩·艾奇逊向舒曼呼吁，为了法国的利益，带头把新建的联邦德国纳入欧洲事务中。法国人很清楚应该做些什么——后来让·莫奈曾提醒乔治·比铎，美国肯定会鼓励新独立的联邦德国提高钢铁产量，这样一来钢铁就会大量涌入市场，从而迫使法国保护自己的钢铁工业，并由此减弱贸易萎缩。在本书卷一第3章，我们谈到过莫奈自己的计划取决于能否成功解决这个两难问题——这一计划可以使法国复兴。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让·莫奈建议法国外交部长实施了历史上所称的“舒曼计划”。这引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革命，虽然它历时5年才得以完成。它的实质很简单。用舒曼的话来说：“法国政府建议把法、德两国所产的全部煤和铁都交由[...]

该委员会既无权力又无权威，也不具备司法、立法和行政地位。它的“代表们”代表不了任何人。它最重要的资本就是它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虽然在1950年11月，它颁布了《欧洲人权公约》，它将对以后几十年产生更大的影响。正如丘吉尔自己所认识到的，在1946年9月19日苏黎世的一次演讲中，他说：“重建欧洲大家庭，要走的第一步就是让法国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但是法国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正如我们所知，并不想和德国建立伙伴关系。

当然，莫斯科不会善待联邦德国的军事重整。但在1950年6月以后，苏联的情绪已经不是主要关注对象了。英国别无选择，不管有多么不情愿，也只好在联盟的有力控制下，寻找方式来装备德国。法国一向最强烈地反对把武器交到德国人手中。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可不是为了看到这一组织成为德国重整军备的保护伞。法国成功地阻止并延缓重整德国军备的进程，直到1954年才住手。但早在这以前很久，法国的政策就经历了很大转变，巴黎政府相对坦然地接受了德国有限复兴的现实。出于对落到列强之末地位的不快和恼怒，法国率先发起了着手建设新欧洲的事业。

但即使拥有了重要的、不断增加的美国兵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只有靠一种途径来实现它的目标，即重新装备联邦德国的军事力量。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让美国人意识到有必要重提这一敏感问题（在1950年9月的外交部长会议上，迪恩·艾奇逊首次正式提出了这一观点），虽然最初杜鲁门总统本人还是不大情愿。一方面，在欧洲重获自由后才过了5年，没人愿意将武器重新交到德国人手里；另一方面，在“双占区”经历了前三年的经济困难后，还没有要求德国人做点贡献，现在又要把几十亿美元花在德国人对苏联进攻的防卫上，这多少显得不正常。万一如有人预测的，德国变成了一个缓冲区和未来的战场，那么就不容忽视一种危险：德国人会变得由于缺少同情心而[...]

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1949年的条约行事。1950年春，华盛顿政府还一直在担忧，不知如何对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启口，解释只有让德国重整军备才是防卫西欧安全的最实际的希望——这种想法会让每个人都觉得不安，并极有可能挑起斯大林难以预料的反应。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为重整军备而花费大量宝贵资源。因而，德国和法国都倾向于中立，这是出于毫无防卫能力而又要避免冲突时采取的一种选择。如果不是因为这时正好爆发了朝鲜战争的话（这只是一种与事实相悖的假设而已，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近代欧洲历史就有可能完全不是现在的面貌了。

斯大林支持金日成于1950年6月25日向朝鲜南部进攻，这是他最严重的判断错误。美[...]

因此，1952年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一任秘书长的伊斯梅勋爵有句闻名遐迩的妙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赶走苏联，拉进美国，压制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