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悖论：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拯救，后来还繁荣几十年，而这是因为当时（和自那以后）那些被认作是社会主义的变化。

他们很明白，要想保守，就必须改变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谈论我们选择管理社会的方式呢？首先，我们不能继续在道德真空里评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做出的选择。即使我们确认一个得到了足够资讯、有自知之明的理性的个人永远会做出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选择，我们仍旧需要探询这些利益究竟是什么。它们不能从个人的经济行为中推断出来，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循环论证了。我们应当探询平常百姓们自己要些什么，在何种条件下这些需要可能得到满足。

梅纳德·凯恩斯指责过他的经济学批评家的那种“虚假的精确性”今天依然存在。更糟的是：我们偷偷走私进来一套误导性的“道德”言辞来支持我们的经济论断，为我们赤裸裸的功利计算涂上一层沾沾自喜的光彩。比如说，当减少穷人福利时，英国和美国的立法者们都对他们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骄傲。

穷人的投票人数比别的人口要少。因此，惩罚他们的政治风险很小：这类选择又到底有多么“艰难”？如今，我们为自己能够坚强地造成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骄傲。如果我们还使用“坚强”以前的定义，坚强应该意味着承受痛苦而不是增加别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可能会三思而后行，而不是这么麻木地将效率凌驾于人类感情之上。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60年代民主党领导的国会那些卓越的抱负和成就：他们创立了粮食券、医疗保险、民权法案、医疗补助、儿童起步教育计划、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和公共广播公司。如果这就是美国的话，那它和“老欧洲”有些令人玩味的相似之处。

此外，美国生活中的“公共部门”在很多方面比欧洲相应的公共部门要更成熟、更发达、更受尊重。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向公众提供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美国在这方面比欧洲大部分国家做得更早，也更好。由赠地学院组成的加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学，在美国之外没有类似机构能与之匹敌，经常被人低估的社区学院系统也同样非常独特。

还有，尽管不能维持一个全国性的铁路[...]

爱尔兰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所谓的“勇敢的凯尔特小老虎”的“经济奇迹”包括一种不规范的低税制，可以预见地吸引了外来投资和热钱。公共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由备受诟病的欧盟提供的补助来进行补偿，而欧盟又主要是由据说是很无能的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旧欧洲”经济体来资助的。华尔街的狂欢破产时，爱尔兰的泡沫也随之破灭了。它不会很快再膨胀起来。

英国的情况更有意思：它同样表现出美国最坏的特征，却没有给大不列颠提供最好地代表了美国进步的那种社会和教育流动性。总体上看，1979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尾随着它的美国同伴的衰落：不仅傲慢地对其受害者漠不关心，而且还以国家的工业基础为代价，对金融服务表现出不计后果的热情。银行资产[...]

与英美政治话语中流行的臆想相反，很少人乐于领取施舍：衣物、鞋、食品、租金补贴或孩子们的学习用品。简单来说，领取施舍会蒙受耻辱。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核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不能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不再被当成一种耻辱，而是完全无损名誉的、人们依赖自己同胞的偶然状况。需要和权利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失业是品行不端或者努力不够的观念，则被人们摒弃了。

但是，美国，这个完全发展了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传统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和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却是异乎寻常的。

在不平等及其弊病中生存是一回事，陶醉于其中又是另一回事。

又一次，我们只相信刺激、“努力”和奖励——再加上对不够努力的惩罚。

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要衡量战争造成的冲击力，不是根据1945年同1938年相比的工业损益，或者国民资产净值，而是根据他们的直接环境和所处地区能目睹的破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