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首次竞选获胜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历史意义。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领导下的保守党从来没有能够在事实上赢得很多选票。与其说是保守党赢得了选举，还不如说是由于工党的支持者要么改投自由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弃权，致使工党输掉了大选。从这个角度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制订的激进计划以及努力实现这些计划的决心源自于她的民族使命，这是一项出人意料甚至风险重重的举动，亦即与英国一贯坚持的尽可能向政治中间派靠拢的传统统治方式相背离。

回顾过去，不难发现这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成功的关键。即使在货币政策失败的情况下，她仍坚持不动摇。（1980年10月，保守党成员们请求她改换战术，在政策上采取180度转变，她的回应[...]

“撒切尔主义”代表了多种概念：削减税收、自由市场、自由企业、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爱国主义、“个人至上”。其中的经济政策是保守党和工党早已广泛讨论的经济提案的延伸。其余各项，尤其是与“道德”主题相关的，更多的是被保守党成员们所接受并坚决实行，而一般大众选民并不热衷。这些观念紧随着60年代的反自由主义热潮而出现，与工人阶级和中低阶级中的撒切尔夫人支持者的观念相一致，由于近年来在公共事务中知识分子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这些支持者从未真正感到心里舒服过。

从表面上来看，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是她将扮演的这个革命性角色的合适人选。她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一个安静的乡间小镇格兰瑟姆。父母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经营一家杂货店。她向来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父亲作为保守党人，在当地的市政府里有一席之地。年轻的玛格丽特·撒切尔获得了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攻读化学专业，并且在读书期间担任过大学里的保守派社团主席。1950年，25岁的玛格丽特作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候选人，代表保守党参加大选，但是未取得成功。她先是从事化学专业工作，后来成了一名职业税务律师。1959年当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代表的是保守党盛行的芬奇莱选区，直至1992年进入上议院为止。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希思执[...]

世上并无所谓“社会”之物，有的只是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和一户户人家。

——玛格丽特·撒切尔

因此，维利·勃兰特和乔治·蓬皮杜首先发起了货币体系的调整，即“蛇”计划；赫尔穆特·施密特和吉斯卡尔·德斯坦把它发展为欧洲货币体系（EMS）；赫尔穆特·科尔、弗朗索瓦·密特朗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酝酿了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从而促使了欧盟的诞生。德斯坦和施密特还发明了“首脑外交”，作为一种规避布鲁塞尔累赘的超国家官僚作风的方法。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与过去一样，法德合作是西欧统一的必要条件。

70年代法德联合行动的动力是经济焦虑。欧洲经济当时即使有增长，也是缓慢的，地方性通货膨胀流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带来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汇率反复无常、不可预测。考虑到对该问题的地区性而非国际性反应，“蛇[...]

多年来苏联一直迫切希望，自己的战后成果和欧洲的新边界能够得到西欧方面的官方承认，最好是通过正式的和平大会。西方同盟，尤其是美国，则始终宁愿维持现状，也不越雷池半步，特别是保持“德国问题”悬而不决。不过既然德国人自己在向东部邻国表示主动，西方的位置也必然随之改变；苏联领导人有望实现他们的愿望了。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与莫斯科开展谈判方面，态度较之前任更加开放，可能对苏联政权的性质也没那么寝食不安。就像1974年9月19日基辛格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解释的，不应等到苏联内部改革才去缓和国际关系。这正是他们制定的与苏联和中国缓和关系之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于是，197[...]

意大利共产党的表现就好多了。与法国共产党几乎平庸无才、毫无吸引力的高层（这一点法共也酷似其亦步亦趋的苏联典范）相比，意共幸运地拥有从帕米罗·陶里亚蒂到恩里科·贝林格（1972年任意共总书记，1984年以62岁的年龄早逝）一系列才智超群且极具魅力的领袖。和其他共产党组织一样，法共和意共都非常依赖苏联的资助：从1971-1990年，从苏联代表处那里，法国共产党接受了5 000万美元，意大利共产党接受了4 700万美元。但是，意大利人至少还是对苏联异乎寻常的行动，特别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举，公开表示了反对。

1973年，贝林格决定，将他领导的意共纳入意大利民主保卫阵营之中，这就是所谓“历史性的妥协”[...]

不过，谋略在70年代走向了前台。“单议题”政党和运动出现了，其支持阵营取决于共同关注点的多种组合：这些关注点通常聚焦单一，偶尔也有异想天开的点子。在英国大获成功的“散装啤酒运动”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中产阶级压力集团成立于1971年，旨在反对当时倾向气态的、均质的“罐装”啤酒的趋势（以及这类啤酒的出售者——面目雷同的“现代化”酒吧）。他们依据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大规模生产的垄断型企业吞并了手工酿造产业，出于大公司的利益目的而操纵着啤酒消费者，用俗不可耐的替代品诱使消费者异化了自己的味蕾。

“散装啤酒运动”巧妙地将经济分析、关爱环境、美学偏见和纯粹怀旧杂糅在一起，预示了其后很多单议题活动家的网[...]

赫鲁晓夫本身就是个令人难以估摸的人。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公开了中国和苏联的分裂程度（11月，苏联关闭了驻阿尔巴尼亚的大使馆，阿尔巴尼亚是北京在欧洲的临时代理人），为了角逐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苏联开始以新面孔出现在那些国外追随者面前，使他们感到迷惑和犹豫。1962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外省乡村教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被准许出版了他那部带有悲观主义色彩，并且以暗示手法批评顺从态度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刊登在文学期刊《新世界》上——而正是这家期刊社在6年前拒绝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投稿。

赫鲁晓夫在执政的晚期虽然态度相对地比较宽容，但并没有允许人们直接批评苏联领导层：即使到[...]

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了一位新的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这位新人还很年轻（只有47岁，比诺沃提尼小16岁），来自共产党的改革派一方，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是斯洛伐克人。在过去3年里，他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在许多人看来，他可以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双方都能接受的人：作为一名共产党政府的长期官员，他将会既支持改革，又安抚斯洛伐克人的怨忿。杜布切克早期的行动似乎证明了这一点：上台1个月后，党中央就大力支持被中止了的经济改革计划。杜布切克纯朴而毫不做作的作风更是赢得了青年人的喜爱，而他那毋庸置疑的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忠诚，在当时更是让正在焦急地关注此事的克里姆林宫和其[...]

到了1968年7月，莫斯科得出结论，认为布拉格的事态正在飞快地脱离共产党的掌控，事实可能也确实如此。7月14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来自苏联、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被排除在外——的代表们决定以兄弟之情联名写信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警告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危险，并列举了一些应采取的对付措施：“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破坏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重要利益。”两星期后，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在苏——捷边界上的蒂萨河畔切尔诺会晤，杜布切克再次试图说服勃列日涅夫，并使他相信共产党并没有因为推行改革而损害党的地位，而是正在扩大它的公众支持率。

苏联领导人不会轻易信服，反而更加怀疑杜布[...]

哥穆尔卡在1967年6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谴责了那些在最近的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的人们，厚颜无耻地把犹太人和犹太国家混为一谈：“我想宣布，只要波兰犹太裔公民愿意，我们就不应当阻止他们回到以色列去。我们的立场就是，每个波兰公民都应当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人民的波兰……让那些自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们的人、那些不顾自己民族的人得出恰当的结论吧。我们不想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出现了第五纵队。”将犹太人看作波兰的第五纵队的说法，通过广播、电视传到了几百万波兰人的耳朵里。它传播的信息不言而喻。

不管哥穆尔卡表达的是否其本人的意愿，或是否只是在为过去10年来的政策失败寻找替罪羔羊，或者仅仅是预见到了莫查尔正在蓄意推翻他[...]

然而，赫鲁晓夫许诺生产更多剩余粮食这一更具雄心的改革计划却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也是他的同伴们在1964年10月抛弃他的原因之一）。迄今为止，在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南部的垦“荒”作业更是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那些并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上，每年都被冲走50万吨的表层土壤，而那些原来丰收的农田现在却又因为种植牧草而遭到彻底破坏。在中央统一计划和各地的腐败双重作用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共产党领导人为了完成官方指定的粮食上交份额，竟然逼迫集体农庄的农民买断了当地商店的所有粮食供应。有些外省城市爆发了粮食骚乱（尤其是1962年6月在新吉尔卡斯克）。到了1964年1月，由于1963年农业歉收，[...]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为首的文化人类学家在语言学领域的思路，对各种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差异做出了新的完整解释：最重要的不是表面的社会行为或者文化征兆，而是其内在本质，即构成人类行为的深层结构。

“结构主义”这一后人给它起的名称是极有诱惑性的，作为整理人类体验的一种方式，它与年鉴历史学派如出一辙。年鉴历史学派当时最出名的鼓吹者当数费尔南·布罗代尔，他的名声建立在研究“长时段”，即对长期以来缓慢变换的地理和社会架构进行全景式历史描述的研究之上，因此非常切合当时的学术风格。但更重要的是，结构主义让知识分子和专业外的人士都觉得容易理解。如认知学科领域的列维-斯特劳斯的仰慕者们所说，结构主义甚至不是一个表征[...]

他们的父母，生于1910年至1930年间的德国人，不仅是不愿提起过去，他们对政治许诺和宏大思想持怀疑态度，他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物质享受、稳定和体面上，同时对此又稍感不安。正如阿登纳所理解的那样，他们对于美国和“西方”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希望脱离与“德国性质”有关的一切事物。于是，在他们的子女眼中，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在物质方面的成就也受到其道德传统的玷污。如果说有一代人的反叛是真正基于对他们的父母所代表的一切的排斥之上的——所谓一切，包括民族自豪感、纳粹主义、金钱观、西方、和平、稳定、法律和民主——那就是“希特勒的孩子们”，即联邦德国60年代的激进分子。

在他们眼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充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