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伊士事件给英国的第一个教训就是：英国再也不是全球殖民主了。苏伊士事件很明确真实地显示出英国缺少军事和经济资源，而且唤醒了英国的意识：今后将会面临更多要求独立的呼声。经过将近10年的间歇期后，其间除了苏丹（1956年）和马来西亚（1957年）曾脱离英国的统治外，英国开始步入了一个殖民化加速分解的时期，尤其是在非洲。黄金海岸在1957年获得独立，成立了加纳共和国，成为众多独立国家中的第一个。1960年到1964年间，英国又有17处殖民地举行独立庆典，英国政界要人在全球奔波，忙于降下英国国旗并看着新的政府成立起来。1950年仅有8个成员国的英联邦，到了1965年拥有了21个成员国，而且还在不断有新[...]

这些情绪在德国、奥地利甚至意大利并不多见，因为这里的年长者一直认为美国是他们的解放者。相反，在英国和法国却不断地出现了反崇美主义，因为美国的崛起直接取代了这两大殖民帝国原先的地位。正如莫里斯·杜维杰1964年3月在法国周刊《快讯》中所说的那样，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种威胁：“对欧洲来说只有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那就是美国文明。”这种文明就像诗人路易·阿拉贡在13年前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然而，不管自命不凡的巴黎知识分子们如何鄙视这种浴缸和冰箱式的文明——还有室内管道、中央空调、电视机和汽车——它们却是绝大多数欧洲人现在想要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这些商品，并非因为它们是美国货，而是因[...]

雷纳·维尔纳·法斯宾德（生于1945年）在他1978年的影片《玛利亚·布劳恩的婚姻》中，尖锐地批评了联邦德国在年轻一代批评家眼中所显现出的一系列缺点。片中女主角从战败的废墟上爬起来，面对着“浑身破落的德国男人们”，很冷酷地抛却了过去的历史，宣称“这不是谈感情的好时候”。于是，玛利亚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一心一意投入了全民性的赚钱行列，表现得如鱼得水。沿着这条道路，她从一个容易受伤的弱者转变成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方面利用一切资源、男性的感情和易受骗心理——包括一名美国（黑人）士兵，另一方面又坚守着对她丈夫赫尔曼的“忠贞”，她的德军丈夫当时正被关押在苏联，而影片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却故意隐晦不提[...]

由于德国问题一直被认为最有可能引起欧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因而德国人的这些想法反倒显得有些奇怪了。但是，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受保护国，联邦德国虽享有一定的特权，但它的一些公民却对此耿耿于怀，并不觉得有安全感，这也是战后联邦德国的怪事之一。这种怨恨之情到了50年代末逐步加深，因为事态越来越明朗，德国有可能成为核战争的战场，受到他人的完全掌控。

早在1956年，阿登纳曾警告说，联邦共和国不可能永远成为“核武器问题上的附属国”。到了60年代初，很显然，西方盟国和莫斯科之间已经就此敏感问题达成了协议，它们双方将永远禁止德国拥有核武器，阿登纳怒火中烧。从短期内看来，波恩共和国似乎不再效忠于华盛顿，而有可能转向[...]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

对于这些事情，阿登纳本人抱着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清楚地感到，对此持谨慎缄口的态度，要比承认过去的事实而激起公众愤怒来得稳妥，因为那一代德国人虽然过分地以道德妥协的态度来实施民主，但却不可能为此偿付高昂的代价。其他任何措施都有可能引起右翼势力的死灰复燃。舒马赫曾对深受德国人迫害的犹太人公开表示同情，德国总统西奥多·胡斯1952年11月在卑尔根——贝尔森也说过：“Diese Scham nimmt uns niemand ab.”和他们不同的是，阿登纳对此几乎从不发表什么看法。事实上，他只提到过犹太受害者，但从来没有说过任何有关德国的暴行。

在国内事务方面，除了投入大量资源帮助那些回归者、归来的战俘及其家眷回归并融入德国社会外，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政府主张对德国的近代历史不做任何明显的批评。1955年，外交部正式抗议当年加纳电影节上放映的阿伦·雷奈的纪录片《夜与雾》。由于联邦德国即将以正式成员身份加入北约组织，这部电影会伤害它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用官方抗议的话来说，它“强调提醒人们不忘过去的苦难，将扰乱电影节上的国际和谐关系”。法国政府及时做出回应，取消了这部电影的放映。

这绝不是一时的反常现象。到1957年为止，联邦德国内务部一直封杀沃尔夫冈·斯陶特（民主德国公民）根据海因里希·曼的《稻草人》所拍的电影，它反对影片中所提出的[...]

为了安抚并满足那些回归者和他们的支持者，阿登纳和基督教民主联盟对东德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国际关系中，波恩坚持在最后召开和平会议之前仍依法维持1937年的德国边界线。根据1955年提出的荷尔斯泰因决议原则，联邦德国拒绝和一切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建交（并且公开地拒不承认波恩1949年的《基本法》中提出的代表全体德国人一说）。唯一的例外是苏联。1957年，铁托承认民主德国，阿登纳和南斯拉夫断绝了外交关系，显示出波恩的强硬态度。接下来的10年间，联邦德国和东欧的关系进入了冰冻期。

除了这些回归者外，还有几百万名退伍军人——在1955年赫鲁晓夫同意遣返战俘营里的战俘后，这批人数更是大为增加。和那些回归者一样，这些退伍军人及其代言人都认为他们首先是受到这场战争虐待的受害者，在战后又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一切有关德国、尤其是德军以前的言行理应遭到报应的说法都遭到了愤怒的反驳。阿登纳领导的德国更倾向于以三重受害者的形象示人：首先，是在希特勒统治时期成为受害者，有些影片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战争中的大多数德国好人是在与希特勒做斗争的形象，如《最后的桥》（1954）讲述了一位女医生反抗纳粹的故事，还有1955年的《告密者》；其次，是在敌人手里受害，战后德国被炸弹摧毁的城市残迹更让人相信，德[...]

1959年，距离舒马赫英年早逝仅7年之后，新一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正式抛弃了该党长达70年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为生存之需而妥协接受了联邦德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在战后德国社会主义中的作用也仅仅是口头上的，社会民主党即便早期还有一点儿革命的雄心壮志的话，到1914年也就不再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决定放弃社会党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调整新的实质性思考。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德国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的新角色并不满意，但还是采取了妥协的态度，一方面接受德国参与西方联盟，另一方面改变自己，成为跨越阶级性的大众党——而不再只依赖工人阶级——他们以前曾经严肃地挑战过阿登纳的专权。

换句话说，权力的分散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不问。通过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控股公司）积极参与经济活动，联邦德国地方和中央政府利用政策和实践，引导并鼓励求得社会安定和个人福利。银行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银行家通过坐镇企业董事会担负着关键作用。德国经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尤其是在定价和市场分配上。尤其在地方一级，各地很少受到纳粹时代官僚、商人和银行家的多少影响，因而到了50年代后期，联邦德国经济的运行大体上和前几十年大托拉斯和卡特尔集团经济的模式十分相似。

这种事实上的社团主义也许并非美国监督人头脑中的新德国的共和国模式——托拉斯及其权力曾被认为是使希特勒上台的推波助澜之主要因素，并且总是[...]

1955年，西柏林也成为一个地区，因而在上议院享有地方代表的议席（虽然其直接选举产生的下议院代表在全体会议上不享有投票权）。和以前相比，中央政府的权力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为西方盟国曾谴责说，希特勒的兴起是因为普鲁士的权威主义政府传统，需要防止历史重演；另一方面，下议院不可随意弹劾已经当选的总理及其组阁的政府，除非他们事先已经准备好了合适的继任人选并能保证其在议会选举中获胜。这样限制的目的，是防止出现魏玛共和国最后时期连续地表现出的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政府的虚弱，同时进一步加强实力派总理的权力并延长其任期，如康拉德·阿登纳及其后任赫尔穆特·施密特和赫尔穆特·科尔。

然而，奥地利不仅成功地避免了重蹈历史覆辙，还在很短的时间里重新包装自己，成为阿尔卑斯地区民主的典范：中立、繁荣、稳定。这部分是因为它有过被苏联占领的不愉快经历，当时苏联占领了下奥地利，直到1955年才向东部撤退了几公里，从而提醒奥地利它现今有着3个共产党邻国（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易受攻击的地位使得它不得不小心谨慎，采取友善和解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外，冷战也赋予了奥地利一种与西方合作的伙伴身份，使它保持自由和民主，而这一切原本是奥地利内部难以自我实现的

大利人、丹麦人和荷兰人不时地对美国在他们国土上设有美军基地感到担忧，害怕一旦战争爆发，就会由此陷入危险。然而，这些引起关注的武器都属超级大国所有，大多数欧洲人都还算足够理智，知道他们根本无法左右莫斯科和华盛顿方面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处在现实的意识形态边缘的美国冷战理论，使许多西欧人在核战争即将爆发的威胁已消失的时候，自我慰藉地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通过允许美国捍卫他们的安全而在帮助美国。因此，他们不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来参与裁军的争论，而是只关心建设自己的家园。

面对当地美军驻军司令的拒不妥协——他坚决不承认民主德国有权妨碍盟军的行动——苏联只好不情愿地同意今后30年内四大占领国军队继续逗留在原地，然而双方都认可了当地德国现存政府对各自区域内的管辖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