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6月26日，马斯特斯收到了谢普利写来的一封信，让比尔有空的时候去找一下他。漫长的等待之后，比尔终于如愿以偿

谢普利校长，这位十分了解自己故乡圣路易斯保守作风的聪明律师，在学校理事会面前并没有提及太多有关此事的细节。他知道马斯特斯研究人类性爱的角度与金赛有很大不同——也是医学院理应提供的学术自由之一。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可能会引起公众的批评，甚至会招来官司的麻烦。谢普利关于此事只说了个大概，并表示比尔·马斯特斯值得他们信赖和支持。华盛顿大学的领导“吓坏了……如果他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确切要做的事，他们肯定连魂都会被吓没”，马斯特斯回忆说，“他们以为我要做的和金赛做的差不多，但其实根本不是。”

但是过了几个月，马斯特斯却一直都没收到答复。

“从你决定做这种类型的研究起，我就没打算过要拦着你，但我必须要告诉你的是，我对此很担心，”友好的艾伦平和地告诫道。医学院院长艾德·邓普西也满怀担忧地对他说：“你我都知道，你这样做很可能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他表示，职业伦理委员会以及校内纪律委员会很可能会让马斯特斯的努力最后落空。然而，艾伦和邓普西都批准了他进一步研究的申请。听了马斯特斯的高谈阔论之后，谢普利校长也同意把他的申请提交给学校理事会，并承诺说：“到时候如果我说得上话，一定大力支持你。”

在数百例妊娠和不孕症病例中，在医学研究的脚注里，马斯特斯会时不时拐弯抹角地提及这方面的内容。作为妇产科医生，艾伦和马斯特斯都认为女人的性征是她们特性的解剖基础，这是所有临床医生都得面对的事实，却无人愿意对其进行研究。传统、禁忌以及刑法本身都阻碍着这样的行为。艾伦多次提醒马斯特斯小心这种研究可能带来的后果。

与金赛收集8万多份性行为和性态度的调查问卷不同，马斯特斯打算对性爱过程中的人体功能进行直接观察——仔细地记录心率、呼吸、抽插以及颤抖。比起粗糙且歧义百出的民意调查，在肉体的世界里直观地研究男人和女人可以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人类的性行为。接诊了无数不孕不育症夫妻之后，马斯特斯明白，在性事方面，人们不可能做到毫无保留、坦诚相待——实际情况相差甚远。病人对于自己性生活的描述充斥着谎言、半真半假、幻想、一厢情愿、回忆偏差以及过度的省略。每一位科学家都清楚，最有价值的信息、唯一可以让人信赖的资料，就是临床观察——每一项主张背后那些记录在案的证据。相识之初，艾伦就知道马斯特斯有想要研究女性性反应的打算。在数[...]

那个时候，年近40的马斯特斯已经在华盛顿大学担任了10年的老师，不仅在激素和不孕不育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外科技术也是无可挑剔，在当时的妇产科领域，他的学术地位只有系主任维拉德·艾伦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谢普利担任校长之后，马斯特斯立刻意识到提出人类性生理反应研究计划的时机到了。在印第安纳大学，阿尔弗雷德·金赛已经在1948年出版了一本关于男性性行为的著作，关于女性的著作也于1953年得以发表。马斯特斯的提议可谓一脉相承，正是以金赛广为宣传的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后来马斯特斯提到金赛时说：“如果没有他们开创性的尝试，我们的研究也不会得到批准，这一点毋庸置疑。对于我们来说，显然已经有一个先例摆在那儿了。[...]

在麦卡锡时代，伊桑·A·H·谢普利对学术自由的坚守从未动摇过。后来当选密苏里州州长的这位共和党人，向来都不赞同威斯康星州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的那套反共论调，也从不坚持什么效忠誓言。他热爱自己的母校华盛顿大学，大力倡导探索知识、追求卓越。1954年，成为校遴选委员会的领导之后，在大家的力荐之下，他接受了校长一职。谢普利身材高大，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一张方下巴，饱满的额头就好似一座冰山架在他的黑框眼镜上面。他的儿媳佩吉·谢普利回忆说：“在工作方面，他崇尚学术自由，鼓励人们进行科学研究，所以，他无疑是比尔·马斯特斯的最佳支持者。”

但由于她觉得自己的责任在于家庭和孩子，于是拒绝了他。”她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这一决定印证了莉比·马斯特斯“家庭第一”的个性，经历了满是心碎和变故的成长岁月之后，她深深地渴望能拥有一份安稳的家庭生活。“在内心深处，她愿意尽一切可能支持自己的丈夫，但她不想在工作上有什么作为，”他们的儿子豪伊解释说，“她只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妻子，在背后支持一心追求冒险的医学专业丈夫。他们谈论过这件事，她也很清楚，所有的东西都可能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一如寻常，莉比·马斯特斯履行着自己作为妻子的职责，在丈夫精子有问题的情况下，为了怀孕，她同意尝试丈夫设想的各种方法。对于塑料宫颈帽、特制的浸泡液、橡胶手套、抱膝平躺数小时，她都毫无怨言，只为能生育自己的孩子，组建他们自己的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她甚至同意把自己的经历和自己孩子的出生作为他论文的素材，来帮助他的事业发展。然而，当马斯特斯两个孩子——他们在不育症沙漠的漫长旅程中所结的果实——出生之后，莉比决定再也不碰医学这个东西了。她辞去了大学里奥特医生秘书的工作，并且告诉比尔，在他从激素和生育领域跨入人类性行为的探索过程中，她不会继续成为他研究的对象。“他希望她能参与其中，但由于她觉得自己的责任在[...]

他建议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被一次次昂贵又无效的治疗坑害过的不育症夫妻，“最初的询问应从夫妻双方的激情体验作为切入点”。作为一名不孕不育症医生，马斯特斯设计了一整套访谈方案，包括夫妻双方共同访谈以及单独的个别访谈，以帮助医生最大程度地了解病人情况，后来他把这种形式改进为一种性生活调查。“当你在做不孕不育症相关工作时，会遇到一大堆有关性的问题——马斯特斯向我们灌输了大量这方面的内容。”在门诊处理过100多名病人的年轻医生赖利回忆说，“你不得不处理一大堆夫妻性行为方面的问题。”

对于慕子心切有着切身体会的马斯特斯比起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同情自己的病人。没有和莉比亲自在家试过之前，他不会提供任何补救性的治疗措施。他意识到，精神和肉体以及生育和性习惯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联系，是所有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在另一篇和格罗迪一同发表于1952年的关于不孕不育症的文章中，马斯特斯写道，小心询问，以免夫妻感到过分尴尬或约束而不愿意公开他们的性习惯，这样会很大程度地影响结局。他建议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曾经被一次次昂贵又无效的治疗坑害过的不育症夫妻，“最初的询问应从夫妻双方的激情体验作为切入点”。作为一名不孕不育症医生，马斯特斯设计了一整套访谈方案，包括夫妻双方共同访谈以及单独的个别访谈，以帮[...]

有时普通的卫生棉也会诱发这种病理反射。“在不孕不育领域，精神方面的因素最近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与普通性交时的情境相比，授精手术过程中的特殊环境必然会引起或增加非正常的情绪反应，这种反应可能转而引起器质性的改变，比如局部的肌肉痉挛或者血管淤血。”马斯特斯在文章中解释道。不难想象，在门诊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放松心态怀孕呢，特别是在自己的丈夫在一旁期待着结果，而男医生则戴着橡胶手套在自己体内进行操作的情况下，其接受能力肯定大受影响。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马斯特斯夫妇是幸运的。他们只做了两次授精手术就成功地怀上了自己的第1个孩子，而第2个则是1次成功。他们是4对丈夫是医生的夫妇之一，这4对夫妇都学会了在家使用宫颈帽，而不用前去门诊进行手术。文章中提到说：“这4位不用去医院由其他人员进行操作的女士，都很快地怀上了孩子。”另1对出去旅行的夫妇，其放松的心态也让他们很快地怀上了自己的孩子。在展望部分，马斯特斯说道，该研究提示了在生育和女性性反应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有些不够幸运的女人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宫颈帽手术，到最后都阴道痉挛了——防止阴道撕裂的耻尾肌的一种病理性反射，有时普通的卫生棉也会诱发这种病理反射。“在不孕不育领域，精神[...]

帽子装满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等待。所有这些帽子必须在原处保留至少8小时以上，通常在16小时之后移除。有些夫妻这样尝试了7次之后才成功怀孕。大多数失败的案例——如文章中所标出的——都尝试了至少10次以上，其中有1对夫妇两年之内尝试了19次，最终还是没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