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曆史上，每到關鍵時刻，常常會有一類充滿吊詭之意的事件，使重大情勢轉向相反的方向。這可能是中國政治史上一個值得特別研究的重大課題。

嚴嵩的恭謹柔順和他文采飛揚的辭章，同樣給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們能夠知道的《慶雲賦》和《大禮告成頌》等文字，文辭華美，獨具風騷，逢迎之意，其媚入骨。假如用朱元璋的标準判斷，大約稱得上是“谀而且佞”。此種文字，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手，想來令人心情格外複雜。然而，正當盛年、深具辭文素養且自我感覺極佳的嘉靖皇帝，卻在禦覽之下，甚爲喜悅。逐漸，嚴嵩深獲帝心。

十九日凌晨时分，朱由检在多方企图逃出城受阻后，来到景山寿皇亭旁，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而死，陪伴他的只有一位名叫王承恩的司礼太监。史载，朱由检在自己的前衣襟上写下了如下遗言：

“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衣襟上另外还写了一行字：“百官俱赴东宫行在。”让大臣们前去拥戴辅佐太子。但是，太子已经不可能有东宫了。史书记载说，太子兄弟三人被送出皇宫后，来到周皇后父亲家。据说，这位外祖父不敢收留自己的三个外孙，将他们拒之门外。最后，三人全部落入李自成手中。

时机就这样悄悄地滑走了，皇帝再也不会有下一次机会了。

李自成进北京后，李邦华等主张南迁的大臣或逃走，或自杀，坚不投降。偏偏是那位光时亨，几乎是在第一时间便投降了李自成。翻检史书，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场，似乎特别适宜这种官员繁衍生息。每到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这种人便会层出不穷。

史料显示，李自成包围北京之后，那位刑部尚书徐石麒所预言的情形出现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曾经多次试图脱出危城，逃往南方，然“欲迁不得”，均没有如愿。最后，他只能在一个太监的陪伴下，走向景山下的那棵树，走向那令他的臣子所“不忍言”的结局。

这种情形虽然令人扼腕，然而，知道了上面的故事之后，大约没有人会反对，景山，真的是崇祯皇帝朱由检[...]

就在这历史转折的重大关头，崇祯皇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政治才能与个人品性上的双重重大缺陷：他坚决不肯承认自己曾经密令和谈，下严旨痛斥陈新甲，命令他悔过自新。陈新甲则认为自己一切按照皇帝的指示行事，何过之有？不但无罪，反而有功。于是，他以与皇帝同样坚决的态度，拒绝承认错误。急怒攻心的朱由检下令将陈新甲抓进监狱。最后，倒霉透了的陈新甲，竟然被皇帝以私自议和的罪名，下令处死。

史书记载说，袁崇焕是在历时半天、被剐了三千多刀之后才死去的。帝国首都居民“争食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行刑的刽子手神情惨淡地告诉别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被杀的人心肺间能够发出那种声音。一位目睹者回忆说：“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

戚继光的伟大在于，他经过苦心钻研，居然设计出了与西洋战法相差无几的战术，而且和可以作为屏障的战车结合起来之后，威力大增，简直就成了蒙古骑兵的天敌和克星。事实上，戚继光的研究、训练与实战心得，已然成为我国后冷兵器时代及近代最先进的军事与战术思想。除了俺答封贡之外，这可能是戚继光坐镇蓟门十六年，蒙古骑兵从不来犯并转去辽东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国人实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战争方面的智力感到惭愧。中国人事实上最需要检讨和惭愧的，恰恰是那个一到关键时刻就要出来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论，在此方面，中国人大约很难为自己的智慧感到骄傲。

孟森教授认为：在大清帝国皇家爱新觉罗子孙与士大夫口中，固然会颂扬努尔哈赤积功累德，应该入主中国，然而，若就史实考察之，则实在没有什么功德。清之取天下，纯由武力。努尔哈赤以矫健警悟，当大敌不惧，受重伤不馁，以此称雄；又以勇悍立威，驱率其族，裹胁益多，并以训练族众见长，遂养成武力，从而横绝一世。（孟森《明清史讲义》下）这种评价，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可能是公正和客观的，因此受到了国内外许多史家的赞同。中国历史上，像努尔哈赤这样的草莽英豪为数不少，大多如过眼烟云。他的政治才能与综合素质，远远不如他的两个儿子——皇太极与多尔衮，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皇太极和多尔衮，清军铁骑能否踏进山海关实在是个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