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锺书和我差点儿给煤气熏死。我们没注意到烟囱管出口堵塞。我临睡服安眠药，睡中闻到煤气味，却怎么也醒不过来；正挣扎着要醒，忽听得锺书整个人摔倒在地的声音。这沉重的一声，帮我醒了过来。我迅速穿衣起床，三脚两步过去给倒地的锺书裹上厚棉衣，立即打开北窗。他也是睡中闻到煤气，急起开窗，但头晕倒下，脑门子磕在暖气片上，又跌下地。我把他扶上床，又开了南窗。然后给他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严严地包裹好；自己也像严冬在露天过夜那样穿戴着。我们挤坐一处等天亮。南北门窗洞开，屋子小，一会儿煤气就散尽了。锺书居然没有着凉感冒哮喘。亏得他沉重地摔那一跤，帮我醒了过来。不然的话，我们两个就双双中毒死了。他脑门子上留下[...]

但是事情往往意想不到。学校分配阿瑗留校当助教。我们得知消息，说不尽的称心满意。因为那个年代，毕业生得服从分配。而分配的工作是终身的。我们的女儿可以永远在父母身边了。

锺书曾到中南海亲耳听到毛主席的讲话，觉得是真心诚意的号召鸣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种记载，听到各种论说，方知是经过长期精心策划的事，使我们对“政治”悚然畏惧。

人都变了。就连“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程度的变：有的是变不透，有的要变又变不过来，也许还有一部分是偷偷儿不变。

我觉得媒孽者倒是无意中帮了他的大忙，免得他荣任什么体统差事，而让他默默“耕耘自己的园地”。

阿瑗就帮爸爸做些零星事，如登记学生分数之类。她常会发现些爸爸没看到的细事。例如某某男女学生是朋友，因为两人的课卷都用与众不同的紫墨水。那两人果然是一对朋友，后来结婚了。她很认真地做爸爸的助手。

。因为忧患孕育智慧。锺书曾说：“一个人二十不狂没志气，三十犹狂是无识妄人。”他是引用桐城先辈语“子弟二十不狂没出息，三十犹狂没出息”;也是“夫子自道”。

抗日战争结束后，我家雇用一个小阿姨名阿菊。她妈妈也在上海帮佣，因换了人家，改了地址，特写个明信片告诉女儿。我叫阿菊千万别丢失明信片，丢了就找不到妈妈了。阿菊把明信片藏在枕头底下，结果丢失了。她急得要哭，我帮她追忆藏明信片处。圆圆在旁静静地说：“我好像看见过，让我想想。”我们等她说出明信片在哪里，她却背出一个地名来——相当长，什么路和什么路口，德馨里八号。我待信不信。姑妄听之，照这个地址寄了信。圆圆记的果然一字不错。她那时八岁多。我爸爸已去世，但我记起了他的话：“过目不忘是有的。”

她们把我为圆圆买的新书给圆圆念。圆圆立即把书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她们最初以为圆圆是听熟了背的。后来大姐姐忽然明白了，圆圆每天坐在她小表姐对面旁听，她认的全是颠倒的字。那时圆圆整两岁半。我爸爸不赞成太小的孩子识字，她识了颠倒的字，慢慢地自会忘记。可是大姐姐认为应当纠正，特地买了一匣方块字教她。

他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他为国民党人办的刊物写文章，谈《孙子兵法》，指出蒋介石不懂兵法而毛泽东懂得孙子兵法，所以蒋介石敌不过毛泽东。他写好了文章，命吴忠匡挂号付邮。

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锺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

这是爱书如命的锺书恣意读书的一年。我们初到法国，两人同读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他的生字比我多。但一年以后，他的法文水平远远超过了我，我恰如他《围城》里形容的某太太“生小孩儿都忘了”。

渡轮抵达法国加来，港口管理人员上船，看见我抱着个婴儿立在人群中，立即把我请出来，让我抱着阿圆优先下船。满船渡客排成长队，挨次下船。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锺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锺书和我随着一群共产党的代表一起行动。我们开会前夕，乘夜车到日内瓦。我们俩和陶行知同一个车厢，三人一夜谈到天亮。陶行知还带我走出车厢，在火车过道里，对着车外的天空，教我怎样用科学方法，指点天上的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