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节目实际上属于娱乐业，范围广泛。凡是以“说”为主要内容的节目，大多都可以归入其中。刚来美国时，有一次看电视的时候我问一旁的朋友：美国有相声吗？他说，没有。犹豫了一会儿，又说，也可以说有。后来我熟悉了美国的“谈论”节目，才理解那位朋友为什么没有一个准确的回答。“谈论”节目的一部分可以说很像中国的相声，尤其是单口相声。因为这里的“谈论”节目以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居多。绝大多数以不停地博得大家的笑声为目的。但是它不像中国的相声有越来越精确的文稿，在这里，随心所欲的成分更多一些。两人谈的也有，场内笑声不断，一般都没有文稿。有些有名的“谈论”节目主持人，以访谈的形式为多。他们能够经常约到电影明星[...]

马丁•路德•金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他认为“手段代表了在形成之中的理想和在进行之中的目的，人们无法通过邪恶的手段来达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因此，他的演说一直是非常理性的。

那么，在美国，言论自由是什么呢？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说什么、写什么，只要不真干，都无人干涉。真干的话，必须受法律约束，合法的行，非法的不行。因此，基于美国复杂的移民背景，你在这里不仅永远可以听到不同声音，而且，可以听到超出你想象的千奇百怪的无数种不同声音，包括滥用言论自由者发出的不和谐音。

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为什么呢？就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权利的理解与我们当初的理解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只要人类还存在下去，就没有终极真理和绝对真理。谁也不能仗着人多势众就不准别人开口。如果把这个问题用通俗化的简单语言来表达，那就是在中国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权利法案》。它的第一条就是：“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申冤的权利。”一般认为，在整个宪法修正案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当然，有了这一条，说什么都可以，嘴是挺痛快的，可耳朵就不一定舒坦。因为你时时有可能听到你不喜欢的、讨厌的，甚至极其憎恶的言论，但是，也同样因为有了这一条，谁也无法真的让别人闭嘴了。

自由除了质的定义，还有量的测度。在不同的时代，自由所经受的冲击和支付的代价是不同的，人们的认识程度和承受能力也是不同的。当必须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承受能力，人们往往会选择放弃一部分自由。自由和代价是两个分不开的话题。

《权利法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防止联邦政府干涉和剥夺美国人民的自由。从此由宪法所支撑的美国变成了一个设计精巧的结构，政府和人民时时处于互相制约的状态之中。这个运转结构也是美国稳定的原因之一：政府时时处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它就不容易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甚至发生大滑坡；同时，人民有了充分的自由，他们有了表达意愿的渠道以及宣泄情绪的出口，也就不容易积怨至深从而产生爆发性的破坏力。

他们在起草美国的宪法的时候，也就是在确立一个政府框架，制造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决定同时制定一些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条款，作为整个宪法的一部分。这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

此后，几年的实践证明：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如此薄弱的政府体系实在挑不起类似协调金融贸易、调节市场流通、保卫边疆之类的重担。于是，在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十一年之后，在独立战争结束四年之后，1787年，美国的各州代表才被迫重新聚集在一起，讨论起草一个宪法，以试图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即美国联邦政府。

想想是很有意思，最终引发的那场称之为“独立战争”的战争，实际上并不同于此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因为美国的“独立战争”没有此类战争通常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色彩。在当时的美洲大陆上，大多数居民来自英国，而且还有不少人的移民历史不长，他们不仅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还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而他们偏偏是想要从英王那里独立出来。所以，与其说这是一场反抗殖民者的战争，还不如说这是一场官逼民反，要求地方独立自治的国内战争。事实上，当时确有许多美洲的英王保皇派站到了英国军队一边，使这场战争内战的色彩更为浓厚。

在美国，所有的地方法都不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它的宪法确立了一个民主制度，宪法的修正案，尤其这个修正案的前十条，通常被称为权利法案的，保证了美国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不受侵犯。美国人认为，假如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他就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地思想，不必担心受到禁止和压制；可以自由地获取各种知识和信息，不必担心受到限制；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必担心受到威胁；可以自由地进行创造，不必担心受到约束；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不必担心家园受到入侵和破坏；可以在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不必担心受到诬陷和冤狱；而且，在这一切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请求法律的保护，甚至有权利拿起枪来捍[...]

实际上，美国人对于“接触”，是远比中国人敏感的，概念也不一样。时间长了，我们也习惯了和美国朋友在见面和分手的时候拥抱，不论男女，一切感觉都很自然。但是，在不太熟悉的人之间，美国人的个人空间要求相当高。我第一天到美国，就发现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常常还在两尺距离之外的时候，已经在对我说“对不起”了。因为，他感觉已经侵犯了我的空间。在邮局排队，人们之间的距离也会拉得很开。当然在地铁里，尤其是大城市的地铁里，无法做到拉开距离，但是只要在可能的情况下，距离会十分自然地马上拉开，更不要说互相“接触”了。

你进入一个地区生活，也就必须遵从这个地方人民的公约，如果你不喜欢，你有搬家的自由，但是没有在当地违法的“自由”。

八十年代，最高法院在判这一类案子的时候，比较倾向于保护雇主的利益，证据的负担也要求在雇员一边。1991年的民权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纠正这一倾向。最厉害的一招，是该法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如果雇员由于其种族、性别、年龄、宗教等等原因受到歧视的话，可以向雇主提出精神伤害的惩罚性赔款。后来，就发生过一个保险公司的全体女职员联合起来，告老板在升迁问题上性别歧视，胜诉之后赔偿金额几乎是天文数字。前几天，又有一个体重三百多磅的汽车零件公司管理人员，被解雇后告老板体重歧视，也在胜诉后得到高金额的赔偿。由于执法很严，因此，在美国当上老板之后似乎也并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