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丽娜·乔伊又开始哭了起来。就在我背后，我听得真真切切。这不是第一次。每回举行授精仪式的夜晚，她总要哭上一场。她尽力压低声音。尽力在我们面前维护自尊。尽管房间里的帷帘和地毯多少掩盖了她的哭声，我们还是听得一清二楚。她一方面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又极力压制，那种紧绷的状态令人难受。就像教堂里的一声响屁。我总是忍不住想笑，但并非因为我认为它可笑。她的哭声散发的味道弥漫在我们周围，而我们却装作无动于衷。

接着便是旧得发霉、老掉牙的拉结和利亚的故事。这段故事早在红色感化中心时便向我们反复灌输。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去死。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靠她也得孩子

那是九月里的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当时还有车，别的一些人出于不得已早已卖了车。我也不叫奥芙弗雷德，而是有别的名字，可如今因为被禁止再没有人使用。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大不了，名字如同电话号码，只对别人有用；但我的想法错了，名字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于是，我把那个名字珍藏起来，像宝贝一般，只待有朝一日有机会将其挖出，使之重见天日。我只当它被深埋起来。这个名字被一股香气缭绕，它像一道护身符，某种从遥不可及的远古时代遗传至今的符咒，将这个名字牢牢护卫。夜里我躺在单人床上，闭起眼睛，那名字便会在眼睛后面的某个地方浮现，在难以企及的黑暗中闪闪发光。

我差点喘不过气来：他使用了一个忌讳的字眼。不育。如今在公开场合，根本不再有患不育症的男人之说。只有丰产多育的女人和贫瘠不育的女人之分。这是法律。

在候诊室里还有别的妇女，三个，都穿着红裙子。这位医生是个专家。我们悄悄打量彼此，用目光丈量对方的肚子：可有哪位是幸运儿？护士往电脑里输入我们的姓名和通行证编号，以确认我们的身份。

每个月我都要被带到医生那里做一次检查：尿液、内分泌、肿瘤涂片、血液测试。这些都和从前一样，只是现在已成为一项强制性义务。

赛丽娜·乔伊从来就不是她的真名实姓，以往也不是。她的真名叫帕姆，我是在一本新闻杂志上有关她的个人档案里读到的。那已经是距星期天早晨趁妈妈在屋里睡觉，我第一次在电视上见到她唱歌之后很久的事了。

讲故事犹如写信。亲爱的你，我会这样称呼。只提你，不加名不带姓。加上一个名字，就等于把你和现实世界连在一起，便平添了莫大风险和危害：谁知道你活下来的机会能有多少。因此，我只说你，你，犹如一支古老的情歌。你可以是不止一人。

在如今的日子里，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只要能幸运地怀上孩子，便决不会不让孩子降生。

每人脖子上都挂了个牌子说明被处决的原因：利用吸宫术扼杀人类胚胎。这么说，从前在这种事被视为合法的时候，他们是医生。天使的制造者，人们过去常这么称他们。

我也知道此时绝不能回答同意。谦逊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丽迪亚嬷嬷说。永远不要忘记。要是让人看到——要是让人看到——便意味着——她的声音发颤——能够被人看透。而你们，姑娘们，必须使自己成为看不透的人。她把我们称为姑娘们。

当我走过时，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认出了她。她也在感化中心呆过，深得丽迪亚嬷嬷的欢心。可我从未喜欢过她。那时她的名字叫珍妮。

因为孕妇大可不必出门，不必上街采购。每日散步，让腹部肌肉处于运动状态不再是医嘱的内容。她需要的只是做做自由体操或是一些呼吸运动。她可以呆在家里，挺着大肚子出门不安全。店门口肯定有一个卫士守着等她出来。如今她身上孕育着生命，因此也就更接近死亡，需要特别的保安措施。别人的嫉妒心就可能要了她的命，这种事曾经发生过。如今孩子个个都是宝贝，但并非人人视其为宝贝。

就在我们两个两个排队等候的时候，门开了，又进来两个女人。两人都是使女打扮，都穿着红裙，戴着白色双翼头巾。其中一个挺着大肚子；虽然衣裙很宽，肚子仍趾高气扬地高高挺着。店里寂静的气氛顿时被打破，四周响起一片低语声。大家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我们俩也不管不顾地大胆转过头去看她；手痒痒的，真想摸她一下。对我们而言，她浑身好像有一股魔力，既让人嫉妒，又让人渴望。她宛若山顶上的一面旗帜，向我们表明只要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我们同样能够拯救自己。

和大主教一起时，我总是闭起眼睛，即便只是分手时的那一吻。我不想那么近看他。可在这里却完全不同。每次我都把两眼睁得大大的。真希望屋里有点亮光，比如，模仿大学时代的做法，在瓶子里插根蜡烛，但那样太冒险。于是我只好将就，权且以照在楼下、透过和我房间一样的白色窗帘洒进屋里的探照灯灯光应付了事。我希望看到他身上所有的一切，将他尽收眼底，牢牢记住，把他的形象储存在我心里，为了日后有个想头：包括他身上的线条，肌肉组织，皮肤上闪闪发光的汗珠，以及那张略带嘲讽、含而不露的长脸。我早先对卢克也该如此，多注意他身上的细微之处，包括每一颗痣每一块疤每一道伤痕。可我没有这么做他的身影便日渐淡没。日复一日，夜复一夜，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