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立国立大学的想法是与某个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通常，在青少年时代，友谊已经形成，习惯也已确立并将长久坚持，”他解释道，“来自美利坚合众国四面八方的青年人被联系到一起，而且会不同程度地发现，世界上并不是只存在让联邦内不同地区之间产生嫉妒和偏见的理由……除了独立战争让美国不同地区的人们聚集起来一起，进而消除了这种印象，还有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呢？一个世纪的交流往来都无法实现七年战争所成就的东西。”

第二年，杰斐逊试图与华盛顿维持表面上的友谊，因此以弗吉尼亚绅士的口吻给他写信，对政治和外交政策避而不谈，只集中讨论诸如他在蒙蒂塞洛的农作物轮作计划、天气的反复无常、种植的野豌豆和小麦，以及施肥的最好方法（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隐喻）。华盛顿以同样的方式回信，直到杰斐逊写给菲利普·马泽的那封信（那封谈到了美国的参孙和所罗门的信）在报纸上发表出来为止。自此以后，弗农山庄与蒙蒂塞洛之间的所有通信永久停止了。

（如果他想诬蔑一个政治对手，他可以用在这个对手身上的最糟糕称呼就是“盎格鲁人”了。）对杰斐逊而言，法兰西代表着最明亮的未来，英格兰代表着“过去的死亡之手”。

他认为法国大革命正是“1776年精神”在欧洲大陆的延续。他承认，法国大革命中偶然出现的暴力和误入歧途是一些可悲的变化；但是他坚持认为，这不过是将在全球取得胜利的革命斗争的短暂一章而已。“我相信，他们（法国人）将取得完全的胜利，”他在1794年写道，“而且那些入侵法国的暴君将颜面扫地，随着事态发展，注定要点燃欧洲人民的怒火，欧洲人民将起来反抗那些胆敢让他们卷入这种不道德行为的人，并最终将让国王、贵族和祭司走向他们曾长期以别人的鲜血浸染的断头台。”法国大革命一度出现了狂热情绪，他认为所有批评法国大规模屠杀的人，都对其中涉及的历史问题茫然不知。

杰斐逊眼中这一切的元凶和反独立战争的核心人物，就是汉密尔顿；而且，在这幅政治图景上，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汉密尔顿的金融计划。这个计划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联邦政府，这个政府将拥有英国议会曾经对各个殖民地行使的许多权力。在汉密尔顿恶魔般的领导之下，美利坚合众国似乎又重新创立了独立战争所摧毁的那种政治和经济制度——国家银行就是这种逐步加剧的腐朽的最明显象征。杰斐逊看到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在这场阴谋中，那些彻底疏远了作为主体的农业利益（他这样写道：“他们都居住在城市之中。”）的银行家、投机者、联邦官员以及少数有权势却只知空谈的保王派，已经窃取了独立战争精神，现在正准备在纽约和费城的联邦政府走廊[...]

而且实际上在制宪会议上，麦迪逊本人也坚定地反对侵蚀行政部门的外交权力，但杰斐逊还是得出结论，认定制宪会议希望众议院在批准条约上拥有同等权力；众议院是政府中拥有至高权力的部门，有权否决任何想要否决的条约，从而使行政部门“签订条约的权力彻底消失”。

他在担任总统时经常说的一段话也强调了同样的观点，甚至还对美国这种主动远离欧洲政治的可能期限做了估计：“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真正朋友都必须看到和认识到，其政策不是卷入任何国家的冲突，而是避开它们的争议和政治。若这些国家相互侵扰的话，我们将遵守中立原则。二十年的和平时光，加上我们可合理预期的人口和资源增长，再加上我们远离强权的地理位置，将极有可能让我们有能力在一项正义事业中，反抗地球上的任何强权。”

1794年他这样写道，“而且我衷心希望，我们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而被迫卷入其中。若我们能够在不被打断的情况下发展，这将是大自然和命运给我们的最大优势，不需要很多年时间，我们就不仅能够屹立于最受尊敬的国家之林，而且将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民。”

他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对那种建立在人们梦想中的远大前景有着本能的不信任，而且更钟爱那种平淡无奇却可触知的现实，正是这种现实决定了胜利与失败之间的分野。就其意识形态核心而言，华盛顿那种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扎根于他对控制的敬奉：控制自己、控制所有能够决定其命运的事件。就其智识核心而言，这种现实主义意味着他站在了杰斐逊的对立面。在杰斐逊看来，理想就是最高的现实，而且杰斐逊那种鼓舞人心的力量来自他对世界最终会符合他头脑中的图景的自信。然而，华盛顿认为所有此类图景都是危险的幻梦。

尽管他输掉的战斗比他打赢的战斗要多，尽管他在战争的头两年不停地犯下代价惨重的战术错误（这些错误差点断送了整个独立战争），但到了1778年，他已经对自己要推行的军事战略有了基本理解。在他看来，占领土地——他将之说成“据点之战”——是毫无意义的，战略的关键在于大陆军本身。

华盛顿骨子里是一个倔强而拘谨的人，他总是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姿态，而且习得无可匹敌的维持距离感的技巧。这的确强化了他的威严，但是有点过头，这位威严的人几乎成了“国王陛下”。

“他的举止是如此庄重和威武，”本杰明·拉什说道，“以至于欧洲任何一个国王站在他身边，都好像是他的男侍从。”

在整个第二任期期间，他就已经做出种种暗示，说自己“已经到了人生转折期”，过于年迈无法胜任这项工作，并多次重复他的口头禅：他渴望在弗农山庄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光荣的孤立感”。

现在它规定：“国会无权干涉奴隶的解放，亦无权干涉任何州对他们的处置。在这个问题上任何人道且正确的政策所要求的任何规制，完全由各州决定。”在对这些措辞进行辩论的过程中，麦迪逊对它们所表达的全新意思做了最清晰的注释，他解释道，这种修正抛弃了对国会反奴隶制行动的十八年限制，使“任何时候解放奴隶的任何企图”都是违宪的。实际上，众议院最终通过的报告，已经使任何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变得永远违禁。最初将奴隶制置于毁灭之路的努力，已经转化成毁灭任何企图解放奴隶的联邦计划的决定。众议院以29票对25票决定使这个修改稿永久有效。当时乔治·华盛顿大松了一口气，在寄往家乡弗吉尼亚州的信中写道：“奴隶制问题终于被平息，而[...]

富兰克林之于美利坚，正如伏尔泰之于法兰西，都是人类成功到达现代社会的标志。（当这两位著名的哲学王在巴黎的集会民众之中拥抱时，场景可谓轰动一时，就好像诸神来到地球并宣布启蒙时代已经到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