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军总兵力共达10余万人，力量集中，士气高涨。当时，全国正处在一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由东北深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蒋介石政府坚持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如《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就要来到。在这种新形势下，红军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北上？南下？红军究竟是北上川陕甘，创建新的根据地，迎接全国抗日高潮，还是南下，向川康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人们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上遍地盛开的野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上两河并一流的大江。人们希望两条河汇成一条巨流，但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张国焘仍坚持南下。后来在1936年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前，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地点一定要选好。两河口地名不好，我们在那里最终与张国焘分道扬镳了——两河口嘛！”当周恩来告诉他会师地点选在甘肃会宁时，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好地方嘛，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这是后话。

1935年6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与张国焘在两河口相会。事有凑巧，两河口正位于两条河的相汇之处。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张国焘感到有了实力资本，四方面军人多枪多，兵强马壮，于是，以势压众、以强凌弱，达到个人目的之野心便暗暗滋生。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自负的特点，就连李德也似乎察觉到了张国焘当时的心境，回忆说：“张国焘，40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在一方面军战士眼里，张国焘的这种态度与他们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的谦虚精神和朴实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周恩来告辞后，朱德又来看望张国焘，俩人各自谈了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转战情况及现状，朱德没有想到此时的张国焘自觉兵强马壮，个人野心这么重，就对张国焘说了一些情况。朱德详细叙述了红一方面军的斗争经过，叹息着向张国焘说：“现在一方面军是不能打仗了，它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朱德估计中央各直属部队，总计约1万多人，而且所有的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支步枪平均约5颗子弹。

在表面的欢乐气氛掩盖下流淌着另外一股暗流：猜忌、不满和怨恨。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国焘试图从周恩来嘴里打听到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他直接向周恩来发问：“恩来兄，艰难转战损失不小吧，一方面军还剩多少人？”

周恩来看起来很疲倦，由于睡眠不足，眼圈出现了黑晕，但眼中闪耀着神秘莫测的光芒，粗硬浓密的胡子里藏着无穷的智慧，带着一种政治家的翩翩风度。他机智地反问道：“现在四方面军有多少人？”张国焘说：“我们有10万。”周恩来回答说：“我们有3万。”显而易见，双方都在试探，而且都有些夸张。

随后，6月16日，中央红军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驻懋功，受到了李先念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懋部队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住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院内。6月18日晚上，在天主教堂的东厢房内，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会见了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并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了解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充分肯定了四方面军的成绩，表达了中央对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的深切关怀和慰问。无疑，懋功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961年，当地政府在达维会师桥头上方修建了一座纪念碑——“红军长征一、四方面军达维会师纪念碑”。如今它仍坐落在达维，见证着曾经在那里发生的一切。

为了庆祝两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红军在达维古镇后山上的喇嘛寺前的一块开阔地上，举行了胜利会师的庆祝大会。夜晚，熊熊的篝火映红了天空，战士们的脸上闪耀着欢乐的光辉。当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来到会场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庆祝胜利翻越夹金山！”“庆祝红军两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欢呼声此起彼伏，气氛非常热烈，充满战友深情。随后，部队表演了精彩的文娱节目，四川民歌、兴国山歌、舞蹈、话剧……一个接一个；杨尚昆将军的妻子李伯钊跳的苏联水兵舞，受到热烈的欢迎，大家反复要她再来一个。红军战士们兴高采烈，掌声不绝，热烈欢庆这一历史性的胜利。

6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带领党中央、军委和直属部队陆续翻过夹金山，进抵达维，在达维桥头受到红四方面军九军二十五师所部的热烈欢迎。

红军还没走到桥边，激昂的口号声已经响成一片。“欢迎中央红军！”“一方面军老大哥辛苦了！”这些平实而简单的口号此时在转战万里尝尽艰辛的战士们的耳中听来，别有一番感触。人人热泪盈眶。这些来自山南海北的朴素的工农子弟，他们本来都是不相识的，今天却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激起一种难以描述的亲切而深厚的兄弟情感。

战士们欢呼着涌进红四方面军驻地达维村，红四方面军的战士们热情地欢迎中央红军的战友们，给兄弟们腾让住房，运送粮食，嘘寒问暖。早在多天前他们得知中央红军即将到达，就着手准备迎接兄弟的事宜了，他们发动群众筹集了慰问中央红军的物资，还亲手织了毛衣，打了草鞋。仅红三十一军一批就送给红一方面军衣服500套，草鞋1400双，毛袜500双，毛毯100条，鞋170双，袜底200双。大家制作的每件慰问品，都渗透着战士们对红一方面军的兄弟情谊，使衣衫破烂、饥寒交迫的中央红军备感温暖。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二师四团，克服重重困难翻越夹金山，来到与达维古镇遥相呼应的半山坡上，与正在执行任务的红四方面军策应部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意外相逢。当时红四团的战士们刚到山脚，便听到一阵枪声，由于两军相距较远，一时敌友难辨，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手中武器，准备向前冲杀。一方面军团长王开湘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司号员先吹起了联络音号，战士们接着大声喊话，对方回答了，但距离太远，听不清楚。随着两军距离的拉近，随风飘来了微弱的声音：“我们是红军！”原来是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们来到了。顿时，山脚下爆发起一阵长时间的热烈的欢呼声。在达维的木城沟（[...]

红军中很多的战士都是这样，宁愿自己牺牲，也不让同伴死在雪山上。红三军团的两个炊事员在山顶为战士们做辣椒汤取暖，他们把热汤端给别人，自己却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

对大多数红军来说，过雪山是长征最艰苦的一关。它的艰难程度，超过了湘江战役，超过了翻越五岭，也超过了四渡赤水。爬过雪山后，红军非战斗减员达400多人。

夹金山脉的神仙山并非红军爬过的唯一一座雪山，此后，中央红军又翻越了四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梦笔山、亚克夏山、昌德山和打古山。

不断有人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眼睁睁看着一个战友倒下去，等到他们走到这个战士身旁，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的尸体被放在山缝里，用雪掩埋了。

御寒的衣物奇缺，上山后，有的战士把毯子都拿出来披在身上。棉衣和厚实一点的衣物，则被分配给那些年老和瘦弱的战士。有一个年老的红军战士，被发现倚着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死了，他衣服单薄破旧，身上落满积雪，右手则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烟火早被雪给打灭了。带领这支队伍的首长非常生气，他埋怨军需处长的工作做得不到位。但是，当他询问军需处长的下落，有人告诉他：雪地上的年老长者就是军需处长。

尽管在当时条件下，红军做了尽可能的准备，伤亡人数还是很多。特别是对于体弱和有病的人来说，空气稀薄尤其让人难受。吃辣椒水对身体强健的人会起到一些作用，对体弱的人则没有效果。有的人冷得牙齿不停地磕响，像放机关枪一样，停也停不住；有的人脸被冻成了黝黑的颜色；有的人坚持不住，坐下来休息，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沿途都有收容队，期望能够救活那些掉队的战士，往往，掉队的人早就成了冰雪下的僵硬躯体。有些体弱的人，在山上无法照顾他们，只能尽快把他们送到山脚。经常还没送下去，这些人就牺牲了，死在同伴把他们从雪地上拉起来的时候。

不断有人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眼睁睁看着一个战友倒下去，等到他们走到[...]

两天后，6月14日，毛泽东率领大部队开始翻越雪山。当他们走到夹金山最高也是最长的五道拐时，太阳突然消失了，霎时大雪纷飞，天气变得异常恶劣。毛泽东走得十分吃力，他没有穿棉袄，棉布裤子和布鞋全湿透了。他和贴身警卫员陈昌奉相互鼓励、扶持着越过了雪山。红一军团司令林彪在山顶几次昏厥了过去，靠着警卫员的帮助才下到山脚。

下山和上山一样，并没有路。许多人体力不支，为了尽快下到山脚，红军战士坐在冰上往下滑行，有的人摔断了骨头，有的人摔下了悬崖，但这仍旧是一个有效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