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明摆着的事实并恰如其分地加上抒情的表达方式,才能既打动我们的感情又明亮我们的思路。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与荒诞精神唱反调。思想所披的外表谦虚,只限于描写思想所摈弃解释的事情;经验极大地丰富、反常地产生于自愿的纪律;世界在其烦琐中再生,也反常地多亏自愿的纪律。这些都是荒诞的步骤,至少初看是如此。因为思想方法在此情况和彼情况下,始终具备两副面孔,一副心理的,另一副形而上的。假如意向性的主题只想阐明一种心理状态,而现实不是被这种状态解释,而是被耗尽,那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现实与荒诞精神分离。该主题旨在列出其不可超验的东西,只肯定在没有任何统合的原则下,思想还能在描述和理解经验的每副面孔时找到快乐。于是对经验的每副面孔而言,这里涉及的道理是属心理范畴的。这道理只是表示现实可能呈[...]
荒诞创作
西西弗神话
诸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一次又一次滚落。诸神的想法多少有些道理,因为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
假如相信荷马的说法,西西弗是最明智最谨慎的凡人。但按另一种传说,他却倾向于强盗的勾当。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矛盾。有关他在地狱成为无用劳动者的原因,众说纷纭。首先有人指责他对诸神颇为不敬,他泄露了诸神的秘密。阿索波斯的女儿埃癸娜让朱庇特劫走了。父亲为女儿的失踪大惊失色,向西西弗诉苦。西西弗了解劫持内情,答应把来龙去脉告诉阿索波斯,条件是后者要向哥林多小城堡供水。他不愿受上天的霹雳,情愿要水的恩泽,于是被打入地狱。荷马还告诉我们,西西[...]
在某種意義上,這的確跟您無關,然而在另一種……隻有一樁事是明確無誤的,這就是自從發生鼠疫以來,我在這兒感到好過了許多
世人一向把自杀只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则相反,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这类举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幽处酝酿的。本人则不知不晓。某天晚上,他开了枪或投了水。某一天我听说,一位房产总监自杀了,因为五年前他失去了女儿,之后,他变了许多,此事“把他耗尽了”。甭想找到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思索,等于开始被耗。社会对此是无大干系的。耗虫长在人心中。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这种死亡游戏,从面对生存的清醒到越出光明的逃离,我们都必须跟踪相随和体察谅解。
在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的头脑中开始慢慢形成个人化的神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这种新的语言。反抗正是对这种个人化的神而发出的。从这个天神一开始统治,就有反抗发生,坚定不移地说出“不”字。从该隐开始,第一次反抗便与第一次罪行相伴发生。反抗的历史如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其实是该隐的子孙们的历史,而非普罗米修斯的信徒们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旧约》中的上帝激发起反抗的意志。反过来说,当人们像帕斯卡尔一样,完成了精神上反抗的生涯之后,便应当皈依亚伯拉罕、伊萨克与雅可布的上帝。最怀疑的灵魂便最向往让森教派。
伊壁鸠鲁自己在卢克莱修的史诗中成为杰出的反叛者,而其实他并不是。“在所有的人眼中,人类在大地上过着卑贱的生活,为宗教的铁蹄所践踏,宗教高踞上天显示其面孔,以其可怖的容貌威胁必死的世人。但一个希腊人,一个男子汉,第一个敢于睁开眼睛与其抗争,起而反对它……这样一来,宗教终于被推翻,被踩到脚下,而我们呢,胜利使我们腾飞到九霄。”从这段文字可以感觉到这番新的亵渎神明的言论与古代的咒骂之间的不同。希腊的英雄希望变成天神,但与此同时天神已经存在。因而这是一种高升。而卢克莱修笔下的人恰恰相反,在进行一场革命。他否定那些卑鄙而有罪的神明,自己取而代之。他走出壁垒森严的营地,开始以人类苦难的名义向天神发起最初的[...]
人们在其中谈到“宗教的第一次罪恶”,即无辜的伊斐革尼娅被送上祭台,谈到神明的下述特点,他们常从罪犯身旁走过,却对无辜者施以冤枉的惩罚,夺去他们的生命。卢克莱修之所以嘲讽对另一个世界惩罚的恐惧,完全不像伊壁鸠鲁一样是出于自卫性的反抗行为,而是出于进攻性的判断:既然我们从现在便看到善未受到奖赏,那么为何要惩罚恶呢?
这是因为,古代人即使相信命运,但首先相信的是他们生存于其间的自然。反抗自然界无异于反抗自己。此乃徒劳无益之举。那时唯一考虑严密的反抗就是自杀。希腊人的命运自身是种盲目的力量,人们受到它的支配,犹如遭遇自然力量一样。
我们的任务就是研究反抗的内容在其追求的事业中变成了何物,阐明反抗在忠于或不忠于其初衷时造成了何种结局。
倘若我们同塞勒一样注意到,在极其不平等的社会(印度的种姓制度),或相反在绝对平等的社会(某些原始社会),反抗思想都是难以表现出来的,我们的看法更加明确。社会中,唯有理论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极大的不平等,才有可能出现反抗精神。因而反抗问题只在我们西方社会的范围中有意义。于是可以断言,这个问题是与个人主义的发展有关的,如果我们不会由于前面的见解而反对这个结论的话。
塞勒想指出,人道主义中含有憎恨世界的因素。人们一般的热爱人类,并不一定要热爱特殊的人群。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正确的。当人们想到,他认为人道主义是由宾萨姆与卢梭代表时,便会更好地理解塞勒的见解。然而,人们之间彼此的爱并非完全来之于利益的算计或对人类本性的信任,再说,这种本性只是理论上的说法。面对功利主义者与爱弥尔的家庭教师,有种逻辑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伊万·卡拉马佐夫身上加以体现,可适用于反抗行动与形而上的反抗。塞勒通晓这一点,从而将其概括为下面的论断:“世上的爱并不太多,只能将其施加于人而不会施于他物。”即使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它所表露出的绝望也不应该受到蔑视。
怨恨总是在自怨自责。相反,反抗者在最初的行动中,拒绝人们触及他的现状。他为其人格的完整性而斗争。他首先所追求的不是征服,而是要人接受。
依然按照塞勒的看法,怨恨在一个有力的或软弱的人物身上变成勃勃野心或尖酸刻薄。
人们妒羡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而反抗者则保卫已拥有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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