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认识了“ㄅㄜ”之后，华安就认识了宇宙。

每天早上，教堂的钟当当当敲个八九响，华安就跟妈妈出发，到一公里外的猫川幼儿园。不下雨的时候，妈妈推出黄色的脚踏车，安安的专用椅摆在后座，也是黄色的。一路上，两个人都很忙碌。是这样的，妈妈必须做导游，给安安介绍这个世界，安安是新来的。而妈妈漏掉的东西，安安得指出来，提醒她。

短短一条普通的路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华安的妈妈摇摇头说，啊，那实在太多了，说不完哪！你瞧，天上，有一轮太阳，有一团团一块块的白云，有时候又是黑云，云的背面有蓝色的天空。喷射机过境的时候，老远就可以看见那条渐拉渐长的白线，把天空划成两半。初春的季节也很多事，那软绵绵的柳絮全都从[...]

辑一 美丽的权利

不像个女人

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每次见到我都会说：“胡美丽，我不喜欢你。”

“为什么？”

“你不像个女人！”

什么叫做“像个女人”呢？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看过电视连续剧或是爱情小说的人都会知道女人必备的几个特质：首先，她必须是被动的。她若看上了张家的大牛，她可以哪天不经心地在他面前掉下一条香喷喷的手帕，引诱大牛来追求，但是绝对不可以主动。

“像个女人”的第二个要件是害羞。她想张嘴大笑的时候，不可以忘记用手把口遮住，要吃吃地笑。男人说了俏皮话时，她要低下头来，脸上一朵红云，似笑非笑。

第三个要件，“女人”必须多愁善感、优柔寡断。譬如看《花蕊恋春风》这一类的电影时，在黑暗中[...]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坐在琅勃拉邦古城一个街头的小咖啡馆，街对面是旧时寮国公主的故居，现在是旅店。粉红的夹竹桃开得满树斑斓，落下的花瓣散在长廊下的红木地板上。你几乎可以想象穿着绣花鞋的婢女踮着脚尖悄悄走过长廊的姿态，她揽一揽遮住了眼睛的头发。头发有茉莉花的淡香。

从泰寮边村茴塞，到寮国古城琅勃拉邦，距离有多远？

地图上的比例尺告诉你，大约两百公里。指的是，飞机在空中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直线距离。两百公里，需要多少时间去跨越？

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我已经坐在琅勃拉邦古城一个街头的小咖啡馆，街对面是旧时寮国公主的故居，现在是旅店。粉红的夹竹桃开得满树斑斓，落下的花瓣散在长廊下的红木地板上。你几乎可以想象穿着绣花鞋的婢女踮着脚尖悄悄走过长廊的姿态，她揽一揽遮住了眼睛的头发。头发有茉莉花的淡香。

寮国的天空蓝得很深，阳光金黄，一只黑丝绒色的蝴蝶正从殷红的九重葛花丛里飞出，穿过铁栏杆，一眨眼就飞到了我的咖啡杯旁。如果它必须规规矩矩从大门走，到达我的咖啡杯的距离，可[...]

音乐，已经成为我呼吸的一部分。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把计算机打开，让里面的音乐流出。在音乐声里穿好衣服。吃早点，打开厨房的收音机。走路上下学的一路上，我的MP3音乐跟着我走。我可以一整天留在房间里整理我的音乐存盘，同时听几首不同的曲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在音乐里流连。不管在厨房、在浴室、在书房，任何时候，我活在音乐里。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进入了音乐的世界？小时候，从来没喜欢过你和爸爸听的古典音乐，更不喜欢你有时候放的欧洲歌曲，法国的《香颂》或者德国的民歌对我，都是俗气的Kitsch。记得有一两次你和朋友们放了1960年代的摇滚乐，甚至在客厅里跳舞。但是，我发现你们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听”音乐。[...]

黃牛在麥田裡吃草，夜鷺穿過木麻黃林，金門人在砲火隆隆的天空下，在佈滿地雷的土地上，謹慎地戀愛，結婚，養育兒女。現在，觀光業者招徠遊客：金門好玩啊，來看那「生活不怕苦，工作不怕難，戰鬥不怕死」的金門人。同時，台灣島上新一代的勇敢的領袖們開始大聲說話，你打我台北，我就打你上海；你丟一百個炸彈過來，我就丟一百個炸彈過去。語音未落，香港的報紙爭相報導：台灣人資金大量移向香港，半山的房子很多都讓台灣人買下了。

金門人淡淡地告訴你他是怎麼長大的。島上的孩子都沒見過球，球是管製品，因為幾個籃球綁在一起就可以漂浮投共。晚上每個房子都成了轟炸目標，所以每一扇窗戶就得用厚毯子遮起來，在裡頭悄悄說話，偷偷掌燈，四十年如一日。男人會告訴你，吃了四十年的糙米之後，才知道糙米里加了黃曲素，壓抑人的性衝動，避免軍人出事。女人會告訴你，那一年孩子突然得重病，要用軍機送到台灣治療，不是軍事任務還差點上不了飛機。

在昨晚的電視新聞中，有人微笑着說："你把檢驗不合格的廠商都揭露了，叫這些生意人怎麽吃飯？"

我覺得惡心，覺得憤怒。但我生氣的對象倒不是這位人士，而是台灣一千八百萬懦弱自私的中國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國人，你爲什麽不生氣？

※ ※ ※

包德甫的《苦海餘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灣的經驗：他看見一輛車子把小孩撞傷了，一臉的血。過路的人很多。卻沒有一個人停下來幫助受傷的小孩，或譴責肇事的人。我在美國讀到這一段。曾經很肯定地跟朋友說：不可能！中國人以人情味自許，這種情況簡直不可能！

回國一年了，我睜大眼睛，發覺包德甫所描述的不隻可能，根本就是每天發生、随地可見的生活常态。在台灣，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蟬[...]

我们决定搭火车。从广州到衡阳，这五百二十一公里的铁轨，是一九四九年父母颠沛南下的路途。那时父亲刚满三十，母亲只有二十三岁。虽说是兵荒马乱，他们有得是青春力气。火车再怎么高，他们爬得上去。人群再怎么挤，他们站得起来。就是只有一只脚沾着踏板，一只手抓着铁杆，半个身子吊在火车外面像风筝就要断线，还能闻到那风里有香茅草的清酸甜美，还能看见土红大地绵延不尽令人想迎风高唱“山川壮丽”。

“火车突然停了，”母亲说，“车顶上趴着一堆人，有一个女的说憋不住了，无论如何要上厕所，就爬下来，她的小孩儿还留在车顶上头，让人家帮她抱一下。没想到，她一下来，车就动了。”

母亲光脚坐在地上织渔网，一边讲话，手却来来回回穿梭[...]

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利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利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利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想想看，菲利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隻不過意味着，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着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是我。他今天怎样？”

……

手机也打开，二十四小时打开，放在家里的床头，放在旅馆的夜灯旁，放在成堆的红色急件公文边，放在行李的外层，静音之后放在会议进行的麦克风旁，走路时放在手可伸到的口袋里。夜里，手机的小灯在黑暗中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像急诊室里的警告灯。

你推着他的轮椅到外面透气。医院像个大公园，植了一列一列的树，开出了黄心白瓣的鸡蛋花，香气弥漫花径。穿着白衣大褂的弟弟刚刚赶去处理一个自杀的病人，你看着他匆忙的背影，在一株龙眼树后消失。是痛苦看得太多了，使得他习惯面对痛苦不动声色？是作为儿子和作为医生有角色的冲突，使得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感而对父亲的衰败不动声色？你在病房里，在父亲的病榻边[...]

我也听过一个尼加拉瓜人这样讲阿根廷人：在酒馆里，一个尼加拉瓜人问另一个尼加拉瓜人：“Ego是什么？”被问的人答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小阿根廷人。”旁边一个阿根廷人听到了，站起来粗声质问：“你说‘小’阿根廷人，什么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

瓜人：“Ego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