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子们吊死在世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这令她感到耻辱——对那些美妙的飒飒作响的树的记忆比对小伙子们的记忆更清晰。她可以企图另作努力，但是梧桐树每一次都战胜小伙子们。她因而不能原谅自己的记忆。

好心的白种女人、牧师、演说家或是报社记者——他们眼中的反感证明他们同情的声音不过是谎言

然后“学校老师”来了，收拾了这副烂摊子。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再毁掉三个“甜蜜之家”的男人，抠掉塞丝眼中的闪亮的铁，只留下两口不反射火光的深井。

塞丝就用一切来满足她，从布料到自己的舌头。如果你对色彩有所奢望，那么俄亥俄的冬天就尤其不堪忍受。只有天空有戏可唱，要把辛辛那提的地平线算作生活的主要乐趣，那简直是乱弹琴。

悬在生活的龌龊与死者的刻毒之间，她对生或死都提不起兴致，更不用说两个出逃的孩子的恐惧心理了。她的过去跟她的现在一样——难以忍受。既然她认识到死亡偏偏不是遗忘，她便用残余的一点精力来玩味色彩。

狗默不作声地吃着。保罗·D心想，它们至少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要是她有足够的东西给它们——

因为她背上的皮肤已死去多年。她只知道，她双乳的负担终于落在了另一个人的手中。

我后背上有棵树，家里有个鬼，除了怀里抱着的女儿我什么都没有了。不再逃了——从哪儿都不逃了。我再也不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逃走了。我逃跑过一回，我买了票，可我告诉你，保罗·D.加纳：它太昂贵了！你听见了吗？它太昂贵了。现在请你坐下来和我们吃饭，要不就走开。”

好久没有什么人（好心的白种女人、牧师、演说家或是报社记者——他们眼中的反感证明他们同情的声音不过是谎言）来坐在她们家的桌子旁边了。远在贝比奶奶去世以前，整整十二年时间里，从没有过任何一种来访者，当然也就没有朋友。没有黑人。当然更没有头发这么长的榛色男人，更没有笔记本，没有煤炭，没有橙子，没有一大堆问题。没有妈妈愿意与之交谈的人，甚至光着脚也居然情愿与之交谈的人。妈妈看起来好像——实际上装成——个小姑娘，而不是丹芙一直熟识的那个安静的、王后般的女人，那个从不旁视的女人，看到一个人就在索亚餐馆门前被母马踢死也不把脸扭开的女人，看到一只母猪开始吃自己的幼崽时也不把脸扭开的女人

小伙子们吊死在世上最美丽的梧桐树上

这不是一个可以流传的故事。

一百二十四号后面的小溪边，她的脚印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它们是这样熟悉。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把脚丫放进去，都会合适。拔出脚来，它们又会消失，仿佛从没有人打那里走过。

渐渐地，所有痕迹都消失了，被忘却的不仅是脚印，还有溪水和水底的东西。留下的只有天气。不是那被遗忘的来历不明者的呼吸，而是檐下的熏风，抑或春天里消融殆尽的冰凌。只有天气。当然再不会有人为一个吻而吵吵闹闹了。

宠儿。

那不是一个可以重复的故事。

于是他们忘掉了她。好像忘掉睡不安稳时做过的一个不快的梦。然而，他们醒来的时候，偶有一条裙子的窸窣声倏然而逝，而那在梦乡里擦着脸颊的指节也似乎是酣睡者自己的。有的时候，一个亲朋故友的相片——盯着看得太久——也会变样，上面移动着比亲人的脸更为熟悉的什么。愿意的话，他们摸得到它，可是千万不要摸，因为他们知道：一旦碰了，一切将不会安然如故。

那不是一个可以继续的故事。

他们像忘记一场噩梦一样忘记了她。那些看见她出现在门廊里的人们，先是编造故事，添枝加叶，随即又迅速地、故意地忘记了她。那几个同她说过话、与她一起住过、爱过她的人，用了更长的时间来忘记她，直到他们发现，自己不能记起也不能复述她说过的一句话，只好开始相信，她其实什么也没说过，不过是他们自己无中生有罢了。于是，到头来，他们也将她遗忘了。记忆似乎是不明智的。他们永远不知道她在哪里或者为了什么蜷作一团，也不知道她如此渴求的那张水底的面孔究竟是谁。有关她颚下笑纹的记忆本该留下却荡然无存，那里门闩紧闭，地衣又将它苹果绿的花朵覆满了铁锁。她又怎能妄图用指甲开启雨水淋蚀的铁锁呢？

她每天晚上割下我的头。巴格勒和霍华德告诉我她会那样干，她的确干了。她美丽的眼睛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没有恶意，什么也没有，只不过好像我是个她找见的、又不忍加害的什么人。好像她并不想干，却非干不可，而且不会弄疼。只不过是件大人干的事——比如从手上拔下一根刺；用毛巾一角擦擦进了沙子的眼睛。她察看一下巴格勒和霍华德——看看他们是不是挺好。然后她来到我身旁。我知道她干得很好，很小心。她割头的时候割得非常顺利；不会弄疼。她干完以后，我的头就在那儿躺上一会儿。然后她把它拿下楼去编辫子。我尽量不哭出来，可梳头的时候太疼了。她梳通以后开始编辫子的时候，我困了。我想睡着，可我知道我一睡着就不会再醒来。所以她[...]

再拐一个弯，塞丝就能看见自己家的烟囱了；它不再是副孤单相了。一缕烟的缎带从炉火中升起，炉火正温暖着一个回到了她身边的躯体——就仿佛它从未离开过，从未需要过一块墓石。而且那在它体内跳动的心脏，仿佛不曾在她的手里停息过。

她打开门，走进去，把门在身后紧紧锁上。

那一天，斯坦普·沛德从窗口看见两个背影，就急匆匆下了台阶，他还以为那萦绕在房子周围、辨不清的吵闹声，是愤怒的黑人亡魂在咕哝。很少有人死在床上，像贝比·萨格斯那样，而且在他认识的人里，包括贝比在内，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可以被忍受的。甚至那些受过教育的黑人：常年求学的人，医生、老师、作家和商人，都有本难念的经。他们不仅要靠脑子谋生，还担负着整个种[...]